余烬中：第4章

电子厂的日子熬到第三年，我还是没能攒下一分钱。护工涨了护理费，我妈的药也换了更贵的进口款，每个月的工资刚到账就分干净，有时候甚至要提前借同事的钱周转。我以为只要熬下去，总能还清外债，可命运的巴掌，总是打得比想象中更狠。

那天刚换完白班，组长就把我叫到办公室，桌上放着一张离职申请表。“厂里要裁员，你最近精神状态不太好，总出错，”他推了推眼镜，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这是补偿金，两千块，你签字吧。”我盯着那张纸，手指攥得发白，想说我没出错，想说我能改，可话到嘴边，只变成了一句“为什么是我”。组长没回答，只是指了指桌上的补偿金，那两千块，还不够我妈一个月的药费。

我背着铺盖卷走出电子厂，站在县城的大马路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车，突然不知道该往哪去。城中村的出租屋还没到期，可没了工作，下个月的房租和家里的开销都成了问题。我揣着那两千块钱，不敢乱花，只能每天早早就起床，去劳务市场找日结工。

劳务市场鱼龙混杂，大多是搬货、卸水泥、扛钢筋的重活，日结一百五到两百块，干一天算一天。我没什么力气，只能抢那些别人不愿干的活——给工地搬瓷砖，一趟趟上六楼，瓷砖的棱角硌得肩膀生疼；给批发市场卸货车，从凌晨四点干到中午，腰都直不起来。晚上回到出租屋，浑身像散了架，连脱衣服的力气都没有，可一想到家里的电话还没打，又强撑着爬起来，给我妈报平安，说自己换了个轻松的工作，工资更高。

干日结的第三个月，我接到了护工的电话。电话里的声音很急促：“生儿，你妈在家浇地，摔了一跤，腿好像断了，你快回来看看！”我脑子“嗡”的一下，手里的铁锹“哐当”掉在地上，水泥灰溅了一身。我顾不上结工资，疯了似的往车站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妈不能有事。

回到家，我妈躺在炕上，腿肿得像馒头，疼得直哼哼。村医来看过，说骨头断了，必须去县医院做手术，不然以后可能站不起来。我问要多少钱，村医叹了口气：“最少六千块，还要打钢钉，后续还要复查。”六千块，对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我手里只有这几个月干日结攒的三千多块，还差一半。

我开始挨家挨户借钱。先找了叔伯家，他们叹着气说家里也困难，孩子要上学，老人要吃药，最终只借了五百块。又找了村里的邻居，有的闭门不见，有的说“你家这情况，借了也不知道啥时候能还”。我站在村头的老槐树下，看着家家户户的烟囱冒着烟，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外人。

最后，我想到了村头的老李头。老李头以前和我爸一起在矿上干过几天，后来因为腰疼辞了。我揣着仅有的一点自尊，走到他家门口，“扑通”一声跪了下去。“李叔，求你借我点钱，我妈要做手术，不然腿就废了。”我磕着头，额头撞在门槛上，一下又一下，直到传来钝痛，血顺着眉毛流了下来，滴在地上的泥土里。

老李头愣了半天，最终叹了口气，进屋拿了两千块钱：“生儿，叔就这点能耐，你拿着，先给你妈治病，钱不急着还。”我抱着那叠皱巴巴的钱，又磕了三个头，血混着眼泪，把门槛都浸湿了。

凑够六千多块，我赶紧带着我妈去了县医院。手术做了三个小时，我在走廊里蹲了三个小时，啃着从家里带来的凉馒头，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医生出来说手术很成功，腿里打了两根钢钉，要休养三个月才能下床。我松了口气，可看着住院清单上的数字，又忍不住犯愁——后续的复查费、药费，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我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睡了几天，白天给我妈端水喂饭、擦身按摩，晚上就蜷在长椅上打盹。出院那天，我租了辆三轮车，把我妈背上车，慢慢往家开。路上，我妈靠在我肩上，轻声说：“生儿，让你受累了，等我好了，就能自己照顾自己，还能照顾你爷爷奶奶，你就能出去安心挣钱了。”我点点头，没说话，眼泪却忍不住掉下来——我知道，这三个月，我不能出去打工，家里的收入，彻底断了。

回到家，我把我妈安置在炕上，又去护工那里看了爷爷奶奶。他们还是老样子，躺在床上，眼神浑浊，看见我也认不出来。护工说最近的药费还没交，我只能红着脸说再宽限几天。走出护工家，我看着空荡荡的村子，心里一片茫然。

那天晚上，我坐在炕边，看着我妈腿上的石膏，又摸了摸口袋里剩下的几十块钱。出租屋的房租快到期了，家里的药也快吃完了，可我连下一步该去哪都不知道。我爸的矿灯零件放在床头，借着月光，能看到上面的锈迹。我想起以前，我爸总说“天无绝人之路”，可现在，我怎么也看不到路在哪。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带着寒意，我裹紧了衣服，却觉得浑身发冷，像掉进了冰窖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