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烬中：第5章

我妈出院后，彻底断了收入。

护工催药费的电话天天打，我把手机调成静音，却不敢关机——怕家里有急事联系不上。城中村的房租还有十天到期，房东老太太发来微信，问要不要续租，我盯着屏幕看了半天，回了句“再想想”，其实心里比谁都清楚，兜里剩下的几十块钱，连一天的伙食费都不够，更别提三百三的房租。

家里的药快吃完了。我妈的抗应激药、爷爷奶奶的降压药和止咳药，瓶瓶罐罐摆在炕头，标签都磨掉了字。我翻遍了家里的抽屉，只找到皱巴巴的二十三块五毛钱，是上次卖废品攒的，连一盒最便宜的感冒药都买不起。我坐在炕边，看着我妈昏昏欲睡的脸，她腿上的石膏泛着冷白的光，心里像被钝刀子割着——我这个顶梁柱，连家人的药都供不起。

实在没办法，我想起了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我的智能手机。那是我刚进电子厂时，咬咬牙分期买的，花了两千多，现在还欠着最后两期。手机屏幕摔过一次，有道裂纹，但不影响使用，是我和外界联系的唯一工具，也是给家里打视频电话的念想。我抱着手机，手指摩挲着屏幕上的裂纹，犹豫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早，还是揣着手机去了县城的二手市场。

二手市场里人声鼎沸，小贩们吆喝着，收手机的摊位前围了不少人。我找了个看着还算实在的摊主，把手机递过去。摊主翻来覆去看了半天，又按了按屏幕，撇撇嘴说：“屏幕裂了，配置也老了，最多给你三百块。”我急了，说：“我这手机才用了一年多，分期还没还完呢！”摊主摆摆手，不耐烦地说：“要不要？不要就拿走，后面还有人等着呢。”

我看着周围人来人往的身影，想起炕头的药瓶，最终咬了咬牙：“卖。”三百块钱到手，我攥得手心冒汗，转身就去药店买了急需的药，又给护工转了两百块，让她先垫着爷爷奶奶的护理费。剩下的钱，我不敢乱花，揣在怀里，像揣着救命的稻草。

没有手机不行。我得联系日结工头，得跟护工对接，万一家里有急事，连个联系方式都没有。我在二手市场的角落里，找到了一个卖旧手机的小摊，摊位上摆着一堆淘汰下来的老年机和破旧智能机。摊主从一堆手机里翻出一个红米，外壳掉了漆，背面的摄像头玻璃碎了，黑屏状态下能看到里面的灰。“八十块，能打电话发短信，别的别指望。”摊主说。

我接过手机，按了按开机键，屏幕亮了，透着一股老旧的荧光。电池还算耐用，就是反应慢，打个电话要等半天才能接通。我付了八十块钱，把这个二手红米揣进兜里，心里五味杂陈。以前的智能手机能视频，能看照片，我还存着我爸唯一一张合照，现在换成这个连摄像头都用不了的破手机，连想看看我爸的样子，都成了奢望。

那天下午，村里通知领低保。这个月的低保钱有两百多，够给我妈买一盒进口药。我踩着刚停的小雨，往村委会走。村路泥泞不堪，坑坑洼洼，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心里想着领了钱就赶紧给我妈买药。走到半路，脚下一滑，我摔进了泥坑，整个人都扑在烂泥里，嘴里灌满了土腥味。

我慌忙爬起来，第一反应就是摸口袋里的红米机。手机掉进了泥里，屏幕还亮着，机身沾满了烂泥。我赶紧把手机掏出来，用袖子使劲擦，又怕水渗进去，紧紧捂在怀里。那不是一部普通的手机，是我唯一能联系外界的工具，是借我钱的老李头、护工阿姨能找到我的唯一方式，要是坏了，我就真成了孤家寡人。

回到家，我把手机放在炕上烘干，还好没坏，就是按键变得黏糊糊的，每次按都要使劲。我给护工打了个电话，说低保钱领了，过两天给她送过去，又给之前认识的日结工头发了条短信，问有没有活。工头回得很慢，过了两个小时才说：“最近活少，有活再通知你。”

我坐在炕边，看着怀里的红米机，又看了看我妈腿上的石膏。窗外的雨又开始下了，淅淅沥沥的，打在窗户纸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我想起以前在电子厂上班，晚上下班回出租屋，还能给我妈打个视频电话，让她看看我住的地方，现在连视频都做不到，只能听听声音。

我妈醒了，看着我满身的泥，轻声问：“生儿，你去哪了？怎么弄成这样？”我笑了笑，说：“去村委会领低保，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没事。”我把领来的低保钱放在炕头，“妈，这钱给你买药，你安心养病，等你好了，我就能出去挣钱了。”

我妈点点头，眼泪却掉了下来：“都是妈拖累你了，要是妈没摔断腿，你也不用这么难。”我赶紧擦了擦她的眼泪，说：“妈，你别这么说，咱们是一家人，我照顾你是应该的。”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堵着，说不出的难受。

那天晚上，我躺在我妈旁边的小床上，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还有窗外的雨声。怀里的红米机硌着胸口，有点疼，却让我心里稍微踏实了点。我知道，日子还得熬，可只要这手机还能打通电话，只要家人还在，我就不能倒下。只是我不知道，这场雨，还要下多久，而我，又能撑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