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烬中：第3章

砖厂的工资根本撑不起三个病人的开销。我妈每月的药要三百二，爷爷奶奶的护理费一千五，再加上住院时欠的外债，我干了三个月，不仅没攒下一分钱，反而又添了新饥荒。村支书看着我眼窝深陷、颧骨突出的样子，叹着气拍了拍我的肩膀：“生儿，去县城吧，那里活多，工资能高点，总比在村里耗着强。”

2017年冬天，我卷了个铺盖卷，揣着砖厂结的最后八百块工资，坐上了去县城的班车。车窗外的树光秃秃的，枝桠像我爸坟前没来得及填的土坑，张牙舞爪地戳着灰蒙蒙的天。怀里揣着我妈凌晨五点就起来烙的饼，还带着炕头的体温，却压得我胸口发闷，咽不下也舍不得扔——那是家里仅有的白面做的。

县城的城中村挤在高楼之间，像被城市遗忘的角落。窄巷里污水横流，墙皮斑驳，晾晒的衣服垂在头顶，沾着不知谁家的油烟味。我在巷子里转了一下午，脚都磨起了泡，终于找到一间月租三百三的小单间。屋子只有六平米，摆一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和一个破木桌就满了，窗户对着别人家的后墙，白天也要开灯才看得清东西。房东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看我背着铺盖卷、一脸茫然的样子，免了我五十块押金，只说：“好好干，别学那些偷鸡摸狗的，日子总会好点。”

我在一家电子厂找了份组装零件的活，管吃管住，但我没住宿舍。宿舍里十二个人挤在一起，抽烟的、打牌的，整夜吵得睡不着，我想晚上能安安静静地给家里打个电话，听听我妈的声音，问问爷爷奶奶的情况。厂里实行两班倒，白班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夜班反过来，一个月轮换一次。我主动申请多上夜班，因为夜班有二十块钱的补贴，那点钱够给我妈买两盒最便宜的止咳药，我把补贴攒下来，凑够了就给家里寄回去。

每个月发工资的日子，是我最“富裕”也最煎熬的时候。工资到账后，我先转一千八给爷爷奶奶的护工，再转三百二给我妈买药，剩下的钱里，留一百七当伙食费，三百三交房租，刚好五百块。一分钱都不敢多花，买馒头只敢买凉的，比热的便宜五毛钱，菜就买最便宜的土豆和白菜，清水煮煮就着咸菜吃。有次厂里发了两百块全勤奖，我盯着手机银行的余额看了半天，最终还是给我妈买了盒补血的口服液，自己却在菜市场买了五块钱的土豆，蒸着吃、煮着吃，整整吃了一个星期。

我不敢生病。在这个家里，我病不起，也没时间病。有次夜班时，我突然头晕恶心，眼前发黑，扶着流水线的栏杆才没倒下去。组长看我脸色不对，让我去医务室歇会儿，我摆摆手说“没事，可能是没休息好”，硬撑着把剩下的活干完。第二天去药店，我花十块钱买了瓶最便宜的感冒药，喝了半瓶，剩下的藏在床底下——我怕下次再生病，连这十块钱的药费都掏不出来。

日子久了，我的精神越来越差。我总在夜里惊醒，梦见我爸咳着倒在矿场的井口，梦见我妈抱着矿灯尖叫，梦见爷爷奶奶躺在床上流口水却喊不出我的名字。我开始失眠，头发大把大把地掉，枕头上、梳子上全是，上班时也总走神，被组长骂了好几次，说再这样就给我调岗降工资。有次我在厕所里呕吐，吐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眼窝深陷，脸色蜡黄，下巴上冒出了青色的胡茬，像刚从矿里爬出来的人，满身都是洗不掉的疲惫。

我去县医院检查，医生说我是轻度抑郁，开了些药，让我多休息，别给自己太大压力。我看着药单上的价格，心里一紧，把诊断书揣进怀里，转身出了医院——那点药费，够我妈吃半个月的药了，我不能这么自私。我把诊断书藏在木桌的抽屉里，上面压着我爸留下的矿灯零件，每次拉开抽屉，都能看见那张纸被折得皱巴巴的，像我喘不过气的日子。

冬天的雪下得很大，城中村的窄巷里积了厚厚的雪，踩上去咯吱作响。我下班回来，裹紧了身上单薄的棉袄，路过一家小卖部，看见橱窗里摆着水果糖，和我爸以前给我带的那种一模一样。我停下脚步，摸了摸口袋，只有三块五毛钱，够买两个凉馒头，便转身离开了。那点甜，早就不属于我了。

走到出租屋门口，我看见门口放着一个布包，是村支书托人带来的。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两袋面和一瓶咸菜，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村委会给你申请了临时补助，下个月能到账，照顾好自己，家里有我们盯着”。我抱着布包，站在雪地里，突然就哭了。眼泪砸在雪地上，瞬间就冻成了小冰粒。我想起小时候，我爸也是这样，把仅有的好东西都留给我，自己啃着干硬的窝头。

那天晚上，我煮了碗面条，卧了个鸡蛋——这是我来县城后吃得最丰盛的一顿。我坐在桌前，就着矿灯微弱的光，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我妈的声音听起来好了些，说护工把爷爷奶奶照顾得很好，让我不用惦记，自己在外要吃好穿暖。我笑着说“妈，我也很好，厂里管吃管住，工资也高，还发了奖金”，挂了电话，眼泪却忍不住掉在面条里，咸涩的味道混着面香，难以下咽。

我把剩下的鸡蛋小心翼翼地包起来，放在床头，想下次回家带给我妈。出租屋的窗户漏着风，雪粒子打在玻璃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我把我爸的矿灯零件放在枕边，橘黄色的光虽然微弱，却裹着熟悉的煤尘味道，像我爸的手，轻轻落在我的肩上。我知道，日子还得熬，可只要这点点念想还在，我就不能倒下——我是这个家唯一的顶梁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