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我在暹罗做大V：第2章 曼谷

轮船，停靠在湄南河上的码头。

站在甲板上，司马匡看到一座辉煌的王都。

悠长的汽笛声中，热带东南亚炽烈的阳光，欢乐地炙烤着湄南河畔的鳞次栉比的楼宇。

整个江面，像是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水上嘉年华。往来熙攘，喧哗鼎沸。

留着辫子的华人苦力，在码头上不停装卸着货物。

往岸上搬的，是装在木箱里的瓷器、茶叶、大烟，以及从更远的新加坡殖民地运来的制成品。

往空船上装的，则是暹罗大米、橡胶，从遥远的暹罗北方运来的原木。

江面最多的，还是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的小舢板。

像是无数细小的水虫，深秋雨后池塘的落叶，在江面上杂乱无章地乱窜。

每一条船，都是一个流动的摊贩。龙眼芭蕉，咸鱼糯米，还有热气腾腾的潮州粿条。牛血染红的汤汁，在碳炉上永不停歇地翻滚。

汽笛响起。贩卖船粉的小舟，在从脚下的栈桥下穿过。

司马匡走下摇摇晃晃的栈桥，双脚一跳，踏上了暹罗皇都。

“叫什么名字，哪里人？来暹罗干什么？”

书桌被凌乱的名册淹没，桌子后，坐着一个不停擦汗的暹罗官员。

暹罗海关，没心思对这些灰头土脸的清国苦力详细查验。大清护照是不存在的，草草摁了个指印，缴纳四个泰铢的例费，就算是入境了。

出了门，不远处还排着另一条长队。

这一队，是专为华人服务的。

“哪里人？叫什么？”

老先生放下毛笔，用一种威严的眼神盯着司马匡。

“来暹罗的人，报个来历，不是为了查你底细，是为了给你找个活路。你要是潮州人，就去三点会、大兄会、福建人去福乐堂。”

“你要是客家人，就去找明顺堂、群英馆，但是只能选一家，这两家是死对头。海南人去投靠琼崖会，广府人最少，就去找广肇会。”

“各找各家，各归各妈，一无所有的华人船客，打工住店，养家糊口，全靠各自的帮会堂口照应，听明白了吗！”

语毕，老先生拿起笔。

“我再问你一遍，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

“我叫司马匡，没老家，飘到哪儿算哪儿。”

执笔老人哼了一声。

“在老家犯了事儿，跑路过番的吧。”

司马匡沉默。

“不想说就算了，下南洋的谁还没点故事，管你金枝玉叶，还是杀人放火，到了这儿都是下洋过番一叶浮萍。”

第二天，在广肇会馆的地板上睡了一夜的司马匡，来到了唐人街。

确切地说，整个曼谷，就是一个巨大的唐人街。耀华力，则是唐人街中的唐人街。

这里，完全找不到任何暹罗的影子。完全就是汕头等比例的复刻，甚至，比原版的潮汕要更加潮汕。

在码头，还能见到几个暹罗人。到了这儿，街上摩肩接踵的人，几乎全都是穿着褂子，留着发辫的华人。

街上的牌匾、小摊的挂幡、药房当铺、客栈酒馆、全是汉字。“高楼粿汁”、“金牌肠粉”、“现煮鱼粥”、“正宗叉烧”、“老水卤鹅”——以及一些“和诚兴”、“隆利源”之类意义不明的招牌，也不知是掌柜的名讳，还是吉祥字眼的堆砌。

岭南的骑楼，商铺的门板，中药铺贴满红色标签的柜子。

华南市井的气味，鲜活的鸡鸭与海鲜的腥气。

沾着露水的芫茜与榨菜的气息，叉烧与皮蛋瘦肉粥的香味。

鸟笼货担郎的吆喝，鸟笼中八哥的叫声，老人在哼着粤东的小曲。

一个妇人和后生仔在用潮汕话激烈地讨价还价。

一切气息与声音，混合在一起。这股熟悉的气息，让司马匡感到饥饿。

那就先吃饭。

他默默选一个小食摊，要了一碗名叫“粿汁”的东西。

厚实的粉条，大块的猪血，香气扑鼻的汤汁。

无论人生多么艰难，一碗米粉下肚，总能让人部分地找回自己离散的魂魄。

“客官，刚下船？”

“是的。”

“一路辛苦啊，再来一碗？”

“不了，哪儿能找到活儿干吗？”司马匡问道。

“嘿，那不有的是吗？”老板笑道，“暹罗这地方，天气好，人懒不干活，啥庄家往土里一种都能长出来。本地人，活得惬意，哪还干什么活，苦活累活全都让咱们潮州汉子包了，修铁路、掏运河、码头扛沙袋，或者到南边去挖锡矿，割橡胶，看你乐意干哪一行。”

“老板，您是潮州来的？”司马匡问他。

“是啊，我澄海的，一开始也是码头卖苦力，扛米袋，攒了点钱，就在这儿做点小生意。”

“那您可知道，有个叫三点会的去处？”

“那怎么会不知道呢？”

老板放下碗，恭敬地向虚空中拱了拱手。

“小哥你初来乍到，真个是过了奈何桥，不识阎王爷——三点会是咱们暹罗华埠最大的洪门堂口。舵主姓郑，本地人都叫他二爷，既是暹地洪门的大爷，也是暹罗朝廷最大的包税商，半条唐人街都是他郑二爷的，咱们这条街上的华人，都把他老人家当神仙一样供起来。”

“什么叫包税商？”司马匡问。

“这您都不知道？暹罗人散漫成性，一天就知道求神拜佛，官府的贵人们连税赋都懒得自己收，就把整个行当包给一个华人。”老板开始解释起来。

“这个华人，一年给暹罗官府上贡几万两银子，这行当就算是包给他了，收上来的红利抽成，都归包税商所得。”

“那真的能赚不少。”司马匡感慨。

“可不是吗，包税商承纳的行当，都是烟馆、赌坊、青楼、花红马票、当铺放贷之类的厚利行业，暹罗皇帝一纸特许，那就是开了棵摇钱树嘛！”

“这二哥丰，从赌场、烟馆挣了银子，转手砸到碾米场、锯木厂、火轮船、橡胶林里头，出资入股，给华人拿去做买卖，没几年把洋人的工厂都挤垮了。”

“老爷子还拨出银子，修桥架路，开善堂，建医馆，来暹罗的华人个个孤枕一席，贱命一条，这有了二爷在，从衣食住行，到死后入殓盖土，才都有着落了。”

“所以叫‘生有二爷峰，死有大师公’，我看公子一表人才，要是一时找不到门路，去投靠三点门也不错。”

店主正滔滔不绝地说着，街头走来一群人。

一群留着辫子的华人，被用绳子捆着双手，系成一串在街头列队而行，像是一群被押解的囚犯，被赶往屠宰场的绵羊。

有的人衣衫褴褛，也有的人衣着体面。

几个穿着卡其色制服，头戴英式头盔的暹罗警察，在旁边驱赶。

警察的脸上，个个都带着一种愉悦的笑容，仿佛正在享受什么天大的乐趣。

“这是在干什么？”

司马匡转身问面摊老板。

“唉，暹罗巡捕抓税呢。”摊主向地上啐了一口。

“暹罗官服向咱们华人加收人头税，不少华人不愿交，倒不是交不起，主要是担心上了暹罗官服名册，将来要被征兵打仗。”

“不交税，用得着这个阵仗？”司马匡惊讶。

“暹罗巡捕，就这个臭德行，没有啥比抓中国人去巡捕房里罚款更让他们开心的了，又能狠狠敲一笔竹杠，又能让中国人丢脸，他们就好这一口！”

司马匡听完，脸色沉重地起身。

他放下几个铜钱，向着堂口的方向，出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