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岁月里的故事：第8章 逝去岁月里的故事（第九章）

我手头没几个大钱，出S城时为了能考上大学，也做了些准备。好友刘杨给了我几打铅笔，大哥送给我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和汉语、英语小词典。二哥把仅有的一套旧呢子大衣和一件旧西服毁改成一件夹克式上衣，并送我一顶猞猁皮大帽子。妈妈为我特地缝制了加厚的棉衣棉裤。还有到吉林后我用点小钱从要回国的日侨手中买了把“铃木七号”小提琴，刚刚学会指法。这一切都要舍弃掉，一件也不能拿走，还真有些舍不得。因为我是要去干革命的，邹老师说：“要彻底割去尾巴，不留后路。”

天快亮了，迎着北风我一个人走向市内，照例从哈达湾过江。江口仅有一艘牛槽形的方头木船，船老大双手撑着根竹竿，大声吆喝：“上船先付钱，过江图顺利。”收完费，点了两篙，船开始行驶。这时他又开始唠叨“走南闯北嘛，哪条路上不交个朋友呢，有钱没钱都过江”。我暗自好笑，心想挣了钱还要卖乖。船到江心，我哈下身子双手捧起一鞠江水，大口地喝起来。划船人说十冬腊月的江水能生血！江水澄澈，两丈多深的江底清晰可见，赭红色的石头好像顺着水波在滚动。我感觉自己从嘴角到肺腑再到周身也那么清亮透彻。松花江啊，这清亮，这透彻拜你所赐！打了一个寒噤，才觉得两手冰冰凉。

太阳还没出来。此刻周围的山与大地笼罩着一片银白色，江水连同江面上蒸发出的水蒸汽发黑。两岸垂柳挂满了长长的冰花，晨风吹拂下，星星点点的银白色粉末抖落下来，穿越晨光，竟映射出五颜六色的烟霞，是彩虹还是江上“蜃楼”？我真的眼花缭乱了。松花江，你真美！难怪那首“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歌声那么动人心扉。

船到岸，要快点完成邹老师交办的事。

送信之后，买了些药和几包香烟，匆匆返回棋盘街张大哥家。邹、胡二位老师早已在此等候。我们一起在张大哥家吃饭，很实惠的四个菜，还烫了一壶酒。邹老师一改文绉绉模样，从怀里掏出一块金壳怀表交给张大哥说：“我北上做生意，带这个也不方便，先寄放你家吧。”张大哥也没客气，忙倒上一盅酒，边敬酒边说：“万无一失，只管放心。”顺手把表揣到怀里。我好佩服这个知识分子，竟然很懂江湖上的事儿，自然，这路费也就免了。张大哥又一次表白：“这年月南来北往的，我是全靠交朋友，放心，跑车板保你们安全。”

夜刚深，二老板儿就开始套车。黑暗中我们爬上胶皮轱辘大车，车的四周是杏条编的帘子，坐在中间也好挡风。在这黎明前的黑暗，松江行，开车了。

漆黑的夜，凭着地面白雪的映射，大牲口本能地顺着车道沟奔走。“江密峰”是国民党军队最后一个哨卡，许是天太冷站岗的都躲到暖和去处的缘故吧，无人阻挡顺利通过。车老板也松口气儿，我趁机递给他点燃支香烟。此时大家伙儿已经冻得不愿说话了，皮帽子、皮大衣领子上一层白霜。二老板开腔道：“哨卡是过来了，再往前是个三不管的地方，有时候两头都有侦察兵，我们不能沾任何一方，就说是过往经商的老客，别多说话惹麻烦。”放松的神经一下子又紧绷起来。邹老师不顾双手冻僵，划了几根火柴才点着香烟，吸了几口镇静地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吧。”胡老师一声不吭，只是把被子往身上裹了又裹。我在想这位个子不高南方来的瘦弱女老师，怕是从未见过和领略过眼前的冰雪世界吧。真担心她能否吃得消。更加令我崇拜，干革命的人都是无所畏惧的英雄！她为了走上革命道路，临行前十几天才做了“人流手术”，身体虚弱得很。可这些她从未提起，怕增加我们负担。到了哈尔滨，中共东北局城工部的徐深同志要求我们要照顾好胡老师，我才知道胡老师的身体状况。这更令我钦佩崇敬。

夜到尽头，东方发白，我们的大车开进一农家院。下车，用发麻、冻僵的腿脚站好，使劲跺跺脚，一步一步地挪到屋里。没有灯，主人用麻杆点燃照明，引我们上炕。一再嘱咐千万别用手搓脸，先在炕上暖和一下，再慢慢地活动。否则脸皮会被搓掉！火炕上有股扑面的热气，夹杂这垫脚的乌拉草和猪食缸散发出的酸臭味。顾不得许多了，每个人都喝了一大碗“大锅茶”，四肢也活泛起来。抽支烟吧。

二老板向屋主人交接班。胶皮轱辘大车到此为止，要我们改乘房主的“雪爬犁”，再向北到缸窑镇。房主要求我们暖和暖和就赶紧上路，天亮就不好办了。

我们一下子又蒙了。这位新的引路人可靠吗？“雪爬犁”能行吗？不要说两位南方老师没见过，我这纯北方人也未曾见啊。

院子里吆喝牲口的动静响起。我们只好裹紧大衣，提着包裹出门。天，开始发亮。见院内两匹大马用横拉杆带着一个大拉爬架子，上面铺着两块木板，放些谷草。一年轻小伙子是驭手，一一安顿好我们边示范边说：“屁股要坐稳，手一定要抓紧绳子，上山下山无论出啥状况，千万别松开绳子，不要怕，这东西又时候比火车还快，但我保证摔不着你们。”

六、革命向前进，重返S城

一九四七年七月。在哈尔滨已经生活了近四个月时间。转眼从白雪皑皑的寒冬进入夏季，街边绿树已成荫。高大挺拔的阔叶杨，沿江的软绵绵迤逦的垂柳。江风拂过，给人送来清凉也带来遐想。江船驶过，鸣起的汽笛似前进的号角。比北国盛夏更令人关注的是东北战场，也是解放战争进入转折点的一个关键的夏天。

夏季攻势已经打响两个月了，解放大军在西线长驱南下，解放了一个又一个县城。JL市在炮火封锁下已经成为一座孤城。下九台车站已被解放军占领。而且顺白城子向南迅猛穿插，已经打下洮南、保康、郑家屯、、、、、、。只是铁路尚未修复到最前线。这时，东北局城工部的徐深同志给我开出一封介绍信，决定送我上东北青年干部学校，做为第一期学员，七一开学，校长是蒋南翔。几天来我兴奋得未曾睡好觉，马上要去上学，简直是我未敢想的事。我是来干革命的，为这才放弃了国民党开办的大学先修班，同时也丢掉了“大学梦”。如今又要我上学，当然十分高兴。徐深同志说：“你们是敌占区过来的，大后方不打仗，但工作却很忙的。你看到了，东北人民政府秘书长栗永文同志，一个人既办公，又扫地，又接电话，革命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着，后方机关都是以最少的人在干着繁重的支前工作，一切为了战争胜利！但是你们这些学生是要先学习革命理论，等解放区扩大了，必然有工作的。”徐深同志是东北局城工部的秘书。我相信徐深同志的话。

我最终能走上革命道路领路人是邹齐祐和胡曼卿两位老师。邹、胡两位老师已经分配了工作，到中学做教师。我征求他俩的意见，他们都支持我服从组织分配，而且答应我如有啥困难，他们可以提供资助。可他俩在当时只能领到一点津贴费，为了省钱邹老师买了只烟斗代替卷烟，一包改善生活的“老巴夺”要吸上半个月。我怎能好意思在经济上给他们添麻烦呢？

我开始整理行装。其实十分简单，从吉林逃出时仅随身带了个白花旗布的包袱皮，全部家当是一双夹皮鞋、一件旧衬衣、一双袜子，再就是身上穿的棉衣了。目前是盛夏，我把棉衣裤等冬季穿的放在老师家，准备告别去上学了。

尚未出发，徐深同志突然来到我的住处。他因患有肺结核病瘦弱，但精神头很足。靠在床头，跟我进行一次长谈。从夏季攻势谈到近期远期展望，又谈到新区工作如何开辟、、、、、、。最后提出改变原来去上学的安排，要我回到老家S城去开展工作。

我脑子一下子转不过来弯。不是说让我上学去吗，咋又改主意了呢？再说，回S城是有危险的，毕竟我在解放区待了好几个月，会引起国民党的怀疑。再说了回得去吗？以我现在所接受的教育，回S城又能做什么工作呢？一连串的疑问写在我脸上，都一一被徐深同志读出来了。

还没容我开口，他思维缜密地给我上课并布置任务。“回去，搞宣传！这是最迫切的工作。S城的人们如果都像你现在这样了解解放区，理解共产党，解放战争就能加快胜利的步伐。你的工作就是交朋友，联系老同学和一切能与之打交道的人。你这几个月已经学了很多革命的道理和知识，革命的书籍你也读了很多了，你可以把在哈尔滨看到的一切介绍给大家，这些足够你开展工作的需要了。”

我还未曾想过这些。几个月来是读了不少小册子。再就是听招待所的周所长、田华文所长每天给我讲一些抗战故事，什么“地道战”啊，八女烈士纪念馆，兆麟烈士纪念馆，等等。总觉得还没能学深学透，离真正弄通弄懂革命理论还有相当的差距。

徐深同志接着说，当然以你现在的基础，还是需要继续学习提高的，过一阵子可以回来再学习嘛。我向徐深同志表示，我服从组织分配，可我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也不算参加革命队伍吧。徐深笑了笑说：“这是为你的安全考虑。你现在的身份就是学生，是老百姓，国民党不会把你怎样的，万一你被它们抓了去，你什么也不说就一平民百姓，它们也是无可奈何。”“至于你是不是革命的，就要看你干得如何了，你做这些就是革命工作，就是贡献。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在S城见面的。”随即向我交待任务：广泛联系原同学，介绍解放区见闻，成熟时介绍更多的同学来解放区工作。还交待我与S城地下组织的联系方法，并发给我“红币”（解放区货币）一万元，白币（国民党的东北九省流通券）两万元，做为路费，并告诉我，剩余部分做生活补助。

临走的前一个晚上，我去看望邹、胡两位老师，并聆听他们教诲。走老师语重心长说了很多鼓励的话最后告诉我：“为革命，不低头，不妥协。”我郑重地表示一定记住，坚决做到！

整理一下思绪。在哈尔滨这段的生活所经所历必须暂时清除掉。学习的小册子、笔记本等统统不能带了。我现在的身份仍然是“永吉大学先修班”一名学生，自吉林回S城的。但我这四个月哈尔滨生活学习的烙印太深刻了，见面叫同志，开口讲革命，已经形成习惯。回到S城若不留神吐露出来，弄不好要杀头的。这要学演员做戏，背好另一套台词，要装出一副“一心只读圣贤书”大学生的模样才行。

第一站白城子。拿着介绍信找到郭君峰同志，他派人把我领到军分区招待所，待机前行。在这里我是不能随便上街的，是为了避免遇上熟人。还好，一个熟人也未见到。

足足等了半个月，才有了可靠的带路人，王放同志。王放同志当时是民运部长，要随军车开往新解放区开展工作，可以把我带到郑家屯。王放同志很关心人，热情。初接触就给我一个善于言谈又对国统区情况十分熟悉的印象。一路上他问了一些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对我很是关心照顾。他的警卫员叫江志国。路上每逢停车都要去小饭馆吃饭，总是把我让在上座，我既感到温暖又挺不好意思。

我们坐的是军车，是小日本的“日产”，短鼻子旧车，由白俄司机开车。车上装满着整箱的“九六式”爆破筒，是缴获小日本的东西。说是四平战役打响了，急着往前线送。王放同志也是搭车。王放同志是首长，理应坐在驾驶室，但七月的天气又是向南行驶了几百里，驾驶室内温度太高，所以他大部分时间坐在车厢上，也是为了同我们聊天吧。他嘱咐了许多去S城应注意的问题，看来他对国统区的情况掌握的很清楚，而且对我如何以学生角色回S城开展工作想得十分周到，听着特别令人信服。我从心眼里敬佩这位老革命。

天气干热。这是西满特有的地理气候，稀稀拉拉的树叶，一到中午就被晒得低垂下来。道路两旁全是白色的碱土，表面被晒得有层硬壳，随着车身碾过，带起白色烟雾遮盖了车厢。我们脸上也蒙上一层白色的碱土灰，汗水流出感觉碱土蛰的一道道火辣辣的难受。警卫员小江年轻活泼，一路哼着“参军保家”的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