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岁月里的故事：第7章 逝去岁月里的故事（第八章）

好奇心驱使呢，还是为了向老师多学点知识，我冒冒失失地走进他俩的宿舍。原来邹老师与胡老师是两口子。原以为两位大学讲师一定是锦衣玉食，出乎我的意料，两位老师的宿舍可以用简陋来形容。一摞摞的书散乱地堆放在桌子上、提箱上、甚至床上。，很像我在S城摆书摊卖旧书的样子。床上的被褥、服装都是下过多次水的半旧半新，旧的成分偏多。除了牙具、毛巾、水杯，再也看不到多余的摆设了，而这些都很陈旧。既让我惊讶，又令我尊崇。他俩似乎对我的表情有所察觉吧，邹老师调侃道：“你看我们这对儿大员怎么样啊，我俩的财富太多，包袱太重，哪能上路啊。”胡老师更有风趣：“这不也来到了松花江上了吗。”我还不大理解这些话的含义，也就跟着信口开河地说：“俺们东北天气冷，您二位是南方人，习惯了南方气候，你们穿的服装不够厚啊，您看我穿的是我妈妈加厚絮的棉花，怕江北这里冷呢”。两位老师听得哈哈大笑，笑得我有些摸不着头脑却感觉到师生关系近了一层。虽然与两位老师接触的时间不长，但已经消除了畏惧心理。这两位老师与我以前接触的老师不一样啊。从小学到中学我都一直吃着老师们的“手板子、耳光子”。俗话说“百姓怯官。”说当官的都有“悚人毛”，小时候确实也见过满手背长毛和长着胸毛的警察、大兵，可这些人可以随意的打拉三轮的、卖瓜的、买菜的农民。“学生怯师”，即便是碰上笑面虎老师不打你手板，但也不会好好教课，看你的笑话。正值求知年龄的我，是多么期望遇上伯乐样的好老师！先尊师吧。我与同学袁风、沈秉庸商议，我们尽点力不能让老师去拣煤核了。三人一口气弄了几铁桶煤核放在他们门前，估计能烧上个把月了。就这样，与两位老师的关系越来越近乎。

胡老师给我们补习英文，邹老师给我们讲近代史。这是一门全新的课程。是学校排出的教学科目里没有的。我以前学的历史是伪满洲国的教材，全是颠倒历史的胡说八道。听邹老师讲述中国近代史犹如醐醍灌顶般开了窍。原来我的祖国是这样历史悠久，辽阔伟大。做为东北中国人的我，开始从思想上清理十四年的奴化教育。这个念头从“八一五”光复开始就有了。但一年多来却感到迷惑迷茫，满脑子的疑团如同乱麻缠绕。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日本鬼子投降了，中国人民胜利了。日侨陆续被遣送出境，留下的少数技术人员帮着搞建设。中国人民应该富裕起来，工农学商理应各就其业啊。可眼下咋就还是那么困难？我的祖国就这样继续贫困苦难吗？我们的前途在哪里？战争何时能结束，大炮何时不再轰鸣？

回到眼下，学校朝不保夕，我们就要断顿了，下学期的伙食费也没着落。我原来的愿望是能一口气儿把先修班的文凭拿下来，争取考上东北大学。学理工科，毕业后搞点实业，像日本鬼子留下的“人造石油”项目由我们接手把它再建起来。学文科也可以接受的，受大哥影响，我的古文底子、诗词底子还是不错的，也很有兴趣深入研究。总之，目的是考上大学，继续深造。至于目前正在进行的战争，尚未介入思考，哪一方能胜利也未作研究。当初选择学习地点没去锦州而来到吉林，一是考虑吉林的生活费用要低一些，二是大哥学的林业专科来过吉林育苗植树，常说吉林白山黑水风景如画。可现实这幅画也太难看，山是白的，水也的确发黑，肚子却整天饿得咕噜咕噜响。这里的高粱米是紫红色，吃到嘴里又涩又苦。大井里的水喝着又腥，看着又浑。工厂被破坏的不成样子，工人们到处卖破烂，日子难熬啊。这所大学还能继续办下去吗，我们是不是上当了？国民党管教育的官员当初说的是“东北大学先修班”，是大学预科，否则我们也不会跑到这个偏远地方来报考上学。

邹老师似乎看到我们心里了。我有些奇怪，我想的事他是如何猜到的。他说他学过心理学。可我还是不相信这门课能有那么灵验，比算命先生还算得准确。

邹老师试探性的向我提出些问题，没提出问题之前先肯定我的一些长处。当时我还理解不了什么叫优点、缺点。过去从未听说过这些词汇。“你是好学的，也很热情、直爽、有血气。”夸得我暗自得意。话锋一转，突然小声问我：“你会使用枪支吗？”我说那有啥用呢。他说：“到时候会有用的。比如，学校的几名校警，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说有几个好的，也有坏的吧。他很赞同我的看法。又说：“如果八路军一夜之间打过来，你怎么办？”我说：“我是不怕八路军的，在S城时也见过，何况我们家没有家底，也没有钱，“共”不到我家头上，怕什么？害怕的都留在S城和锦州了。我知道吉林外围都是八路军，正因为没顾虑才到这里来的。”邹说：“光是不怕还不够吧，如果八路军攻城，我们也得做点贡献才有个交待吧。譬如联系几个同学把校警的那几只枪给抢过来、、、、、、。”我立刻就明白了，告诉邹老师，我能办，大枪我以前摆弄过。

几天后，外围的大炮又不响了。同学陈光晹是哈尔滨人，有个叔叔在S城，是个不大不小的官。他准备去S城要点学费。我送他去车站，临上车前他抱着我哭了：“刘大哥，但愿我们还能见面。”我说不要悲观，如果见不到了这里可能就被大炮炸平了，到时候你想着给我家里捎个信就好。

送走陈同学，邹老师又找我，给我看了一本杂志“东北风云”我第一次看到解放区关于土改运动的报导，以及解放战争进程的消息。兴奋得我大半夜没睡着觉。心中的疑团也揭开大半。接着又从邹老师处读到“大众哲学”，“民主东北”等小册子。似懂非懂地感觉前方有光明，两个地方是大不一样的两个天下。光明是有的，但奔向光明的路要靠自己走。我的“大学梦”开始有些清醒了，燃起一股追求光明的希望之火。同室的袁风同学似乎对我的思想波动有所察觉。我去邹老师家从来都是我独自去，而且回来就蒙头睡大觉，从不像他人透露任何信息。我觉得袁风有些娇气，两只手背冻了些水泡，一洗脸就疼得哭鼻子。何况他哥哥是志成银行会计主任，家里应该很有钱，但他常常哭穷，说还有嫂子管着呢，不像父母在世的时候。我始终半信半疑。

学校好像并未完全丢下我们，有一天黎湘岱中文主任坐个马车返校，满嘴油腔滑调：“同学们天寒地冻在此护校，敝人实感钦佩，奉吴主任委托，一来看看校园，二来带了些美国人善后救济总号的慰问品，分给同学们一点御寒和补贴伙食，数量不多，略表心意吧。”胡说一通，扬长而去。

我们二十几个人，打开了洋包裹一看，真是啼笑皆非，里面高跟女鞋，还是单只的，颜色又杂；又肥又长的旧衬衫；带着油污的破裤子，能穿的是一件掐腰端肩的女式呢子大衣。衣兜里面有一封英文写的信。同学们看不大明白，请教英语的初老师翻译。初老师是地主家出身，他并不反共，但不相信共产主义能成功。看了看信，脸上露出诧异神色，开始给我们读信的内容：“世界上某个地区战后贫困的人们，谁能领到我这件大衣。请你们知道，这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关怀。我也仅有这件过时的旧大衣，还是脱下来投到车厢里了。因为，在美国的街头，天天都有募捐汽车走过，人们认为是清理破烂的好机会，从窗口，从楼上扔下去吧，去救济那些因战争而失去温暖的人们。但我要说的是我是一名普通工人，仅有这一件过冬的大衣。”

几天后又收到“善后”的有老鼠粪的面粉，一九四二年出厂的土豆烧牛肉罐头。冒险吃下去了，结果有几个同学拉肚子。

邹老师给我们详细讲了这个“善后救济总署”是个啥东西。我们把高跟女鞋挂在院子里树枝上，看着它在风中摇摇晃晃，很有讽刺意味。也第一次认识了美国。

在与邹、胡两位老师的接触中，我看到希望，也觉得下学期是无法开学了。这个认识逐步明确，但我不反悔。不过，心中还侥幸地有两条丝丝缕缕的线在牵着我。一是好友谭洪珍同学离校前曾告诉我，下学期开学前就能返校，可以帮着我回S城时筹集下学期的伙食费。我之所以寒假不回S城，是想省下往返车票钱，这笔钱够交一部分伙食费的。不过即便如此，家里根本无力给我出另外那部分伙食费了。大哥几次来信督促要我即刻返乡，或谋一栖身之处，对一家十几口人的温饱或可有些小补，因为S城家里的生活已远非我四个月前走出的状况。大哥信中竟动用了“米珠薪桂”骇人的形容词。我的心顿时焦躁不安。不仅是我的书念不成了，妈妈、妹妹、弟弟们如何生活下去？口粮从哪里来？对谭洪珍的周济，我是相信的，但我们只是同学关系啊，我实在不好意思接受他的馈赠。

另一条线是我刚刚结识的同学陈光晹。早些时候我与他还不熟悉。只是放寒假时他也留校才熟悉起来。这个人年轻，也很热情，白白的脸庞，一双大眼睛，有点好哭，像个小姑娘。他家在哈尔滨。去S城投奔他叔叔并非他本意，是他父亲指使，一是想要点生活费，二是谋个职业就不再上学了。他可能做了两手准备吧，在学校的全部物品就剩下一条破毯子，临走是还说了些诀别的话。没想到十几天后他一个人从S城回来了。据他说，叔叔还不错，给他买了双棉鞋，又给了些车费，至于下学期的伙食费则表示“爱莫能助。”找工作更是幻想，这一次陈光晹不哭了。他美好的愿望全部落空，也不知下一步如何走。

我发现他与走、胡老师有往来。一天他递给我个眼神，我立即穿上棉袄同他一起出门，信马由缰地走过小山包，看见前面还有两个身影，是邹、胡二位老师。我们一起向棋盘街溜达。邹、胡二人都戴着大口罩，陈光晹领路拐弯抹角到了一家陌生的大车店。进屋之后，陈先开腔，向大掌柜二老板介绍，把邹说成是他的大表哥，从天津来。我则默默坐在炕头上，听他们说话。邹老师俨然以富有者身份摆开架势，掏出“大红运”牌香烟，很尊敬地递给大掌柜。大掌柜连忙拱手谢绝，山沟人习惯了本地的“蛟河烟”，对洋货并不感冒，二老板是位跑惯了江湖的车把式则很自然地接了过去。言谈之间约好，明晚半夜启程，保证一路平安：“两山不能见，两人会相逢，哪条路上都有朋友，山南海北的我们都伺候，我们跑车板子的庄户人家都能过得去，从未栽过跟头。”而且一再吩咐，一言为定，明天晚上天黑之前，你几位到此吃饭，半夜上路也好抵御风霜。我们愿意交个朋友也多条路，绝不是见钱眼开的人。

返回学校时，已经伸手不见五指了。周老师的房间一如往常，东西仍然杂七杂八地摆放着，邹老师同我约好，明天早晨到他家吃饭，然后叫我一个人进城，给天津他父亲发一封信。还让我穿上他的皮大衣。回到宿舍，左思右想一是无法入睡。等袁风睡熟了，我悄悄拿出包袱皮，包了两件内衣，顺手找到一张二寸照片，在背面写上“去吧，成功也罢，失败也好，干上一场！”心境有些矛盾，脑子几乎涨开了花。我要离开同屋的袁风，不辞而别，天亮后看不见我他也许会哭着叫刘大哥的，够揪心。几个月相处这位小老弟对我确实有了兄弟般的感情。可我无法把实情告诉他。他双手冻得发紫肿起水疱，平日里又很懦弱，我担心他受不了江北的寒冷。所以决定不打扰他，把我的大衣轻轻地盖在他身上，希望他一觉睡到大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