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岁月里的故事：第6章 逝去岁月里的故事（第七章）

六、光复以后

“八一五”光复，小日本终于垮台了。苏联红军进驻东北，十六日消息就传到了小黑台子屯，闻听好消息我立刻涌出许多幻想，苦日子终于熬出了头啦，我才十八岁，随着家庭经济条件的好转，我又可以再去读书，争取考个大学，有大出息、、、、、、。没想到第三天余大钦就坐着自家马车回到S城的住宅。他的小老婆留在屯子里，并拿出一封写给我的信，意思要我对他的家产全面负责，说对我的希望很大。这个小老婆还让人把我的铺盖搬到条件好的半间房让我单住。并给我炖小鸡，包饺子，单吃。一时间我有些懵圈，也是有些愚昧吧觉得受人之托，不好不辞而别吧。一天跟大伙在伙房闲聊，几个雇工用讽刺的口吻敲打我。平日里跟我听亲近的更夫好心地劝我：“爷们，听说石佛寺有了土匪，你可得加小心。”我不明就里地回答：“不怕。”他见我没进盐酱，就直言：“你可太忠心了吧，这些家产又不是你的，土匪来了绑你的票谁来赎你？”一语惊醒梦中人，余大钦，你都撩杆子了，凭什么让我在这里给你挡枪子？就凭你那几句好话和不着边际的许愿？得，小爷我来去也无牵挂，不伺候了，走人了。

回到S城，正值大哥在日本人战败后留下的东亚制靴厂临时负责看管厂房（大哥是九一八之前在第一师范念书时参加的国民党，故在S城地下的国民党安排他看管日本人投降后留下的资产）。心想这些都是小日本侵略所得，跟大哥倒腾了些东西卖了一万多块钱吧，给家里的生活改善了些。

我又想上学了，可学校无法开学，正值无政府状态，街上乱得很。八路军来了，没多久又撤走了。自打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一直在日本鬼子的奴役下，百姓不知道八路军是什么样的队伍，甚至不相信这支大棉袄二棉裤的队伍能打鬼子，但无论如何是咱中国自己的军队吧。至于苏联红军嘛，打小鬼子倒是很能干，可打完小鬼子咋就赖着不走啦，还有这支军队的纪律很差。正品味这两支队伍呢，杜聿明又带着国民党的中央军来了，随之而来的是一帮一帮的国民党接收大员。初来乍到市民们开始很欢迎这些国民政府派来的人，各学校组成了欢迎国军委员会。趁此机会我也结识了些各校的学生代表。各校都陆续开始补习课程。国民党大员们开始接收学校。但这些特派员进校的第一件事不是如何抓教学，尽快恢复教育，却搞起什么甄别政审，真是笑话，难道我们这些学生能成为替欺压我们、奴役我们多年的日本鬼子卖命的间谍？我非常气愤和郁闷，于是与好同学刘杨商量，不上学了做点买卖，卖书，一来能解决吃饭问题，二来可以继续自学读书。二人凑了一万元，给书店取了个名字“长白书店”。记得当时进货并售卖的书籍有民主周刊、三民主义、中国之命运、巴金的三部曲、鲁迅的呐喊、彷徨、还有红楼梦、水浒等。

随着时间推移，感觉国民党接收后，普通百姓的生活并未改善，我家的经济状况倒是愈加拮据。我俩经营的这个小书店每天挣的钱还不够俩人吃饭的。刘杨的家况尚可，就告别去上学了。剩下我一个人没支撑多久就关门倒闭。

大哥当时在国民党的“S城日报社”工作，见我书店经营惨淡，就给我在报社牟了份差。用现在的话说：“招贴小广告。”每天领二十份报纸半斤浆糊，在“八门八关”等街巷路口张贴。报酬是另给二十份报纸沿街叫卖，收入个几角钱吧。

不久，上面通知国高毕业的学生可参加报名考大学先修班。我觉得学习的机会又来了，于是报名参考，有幸中榜。

七、松江行

天，是阴沉沉的，大北风震耳欲聋般的呼啸，这是北国冬季特有的景色。大雪鹅毛似的一层一层地覆盖大地。人们走在雪路上“咔哧咔哧”的作响。眉毛、胡子均挂上白霜脸冻得发硬。进屋子后是万万不能用火烤或用热水擦的，要等着缓冻半个小时左右，皮肤渐渐地有了红色，大概是血管里的血流畅了，才愿意讲几句话了，虽然牙齿还是凉的。

这是一九四六年的严冬。地点：JL市东北郊哈达湾过江后还要走上十几里地的棋盘街。实际上原有的棋盘街早就不见了踪影。五年前被日本鬼子占领，建起一座“**人造石油株式会社”的大型工厂。建厂至今，从未真正地裂解出任何石油产品，小日本就投降了。厂房无人接手管理，一时间很是混乱。一些厂房的门窗破碎了许多，但主厂房和住宅还算完整，修理一下可以入住。厂区大门柱子上临时用木板写了块牌子“永吉大学先修班”。从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各地来的学生约二百人，怀揣着各式各样的“大学梦”聚集到此。上课、念书。

匆匆忙忙，一个学期过去了。掐头去尾，真正的上课时间不过三个月。因为开学就已经拖延，放寒假又提前了。校方解释是气候寒冷，筹措不到取暖用煤，故此提前放假。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战事紧张，时不时地听到大炮的声响。南来北往的客商们每天从校门前路过，还有在学校借宿的人。这些人从山海关一直讲到五常、哈尔滨。从解放军的大炮讲到优待国民党俘虏政策。这些消息平日里在校园内是听不到的，既新鲜又真实。真像松花江泛起的波浪，一阵阵在青年学生的心底掀起波澜。

学生中有少数沉得住气的书呆子，显得若无其事，披着棉被子在冰冷的宿舍里演算代数，手冻僵了，就跳起来搓搓手，蹦跶蹦跶。大多数学生却坐不住了，质问校方学生的安全有没有保障。训导主任姓白，学德文的，是伪满汉奸熙洽的外甥女婿，他又狡猾又惯于耍两面派，装作同情学生的样子，不时又掺杂几句恫吓：“学生嘛，只管读书，当局的事就不要过问了。”学生们之所以闹事，是看出校方的反常举动。大多数教师不等天黑就乘船过江，到市区的旅馆或亲属家居住，第二天十点左右才返校上课。校长和老师们都成了“走教”。问题暴露出来，更加激起学生们的怀疑和不满。宿舍里乱起来了，不到黑夜全都闹起来。开始唱流亡三部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此时并未引起白主任的注意。他知道这帮学生中有些就是松花江畔“流亡”来的，有被斗争的大地主的少爷，，也有哈尔滨头号商人的“公子”，他听了还很得意。殊不知再唱下去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们都是神枪手”，“拥军小调”等等。这下可忙坏了这位白主任，先是挨个屋子劝同学们要安静下来，好好学习。后来看劝说无效，干脆拉下电闸，满以为漆黑一片后学生们能乖乖地睡觉了。哪知道一下子捅了马蜂窝。不但歌声越来越大，还敲起脸盆、炉筒子、小水桶伴奏，打击乐的声响已经盖过了手风琴和笛子，一闹就是大半夜。

持续几天，外面的炮声越来越近，气氛更加紧张。白主任也变成了“走教”。学生们走了大半，或投S城，或去长春。不告而宣地放了寒假。校园安静下来。

留下的学生是少数，大家头脑开始冷静下来。学校已经不提供伙食了，取暖的煤也断顿了。怎么办，靠自己的双手吧。工厂里有很多破木头、旧门窗，还有“石油渣子”，其实是风化的煤块。大家动手捡回很多，把取暖的炉子烧得通红。自来水管子全部冻裂，但找到一口据说是防火用的水井。打上来的水是黄色的夹带些粉末，烧开后更黄了。炊事员说这是鬼子投降前把子弹、刺刀等扔到井里，不会是毒药的。因为剩下几个有技术的日本人包括一名医生也都吃这井里的水。我们也就对付着喝这水了。

最大的问题是吃饭。我们这些学生都是吃惯了现成饭的，也不知道去哪里买柴米油盐，都是啥价钱，大家也不富裕。只好凑份子，先办本周的伙食吧。大家推举我做伙食管理员。请炊事员老王协助买粮买菜。老王师傅做了一辈子炊事员，但没做过细菜，只是在厨房当个下手，挑水、劈柴，焖个大锅饭，炖豆腐、炖白菜的还凑合。常常被烟火熏得咳嗽连连，眼泪直流。混熟了后。他说我这个大洋学生还不错，没架子，能说得来。有一天我俩在厨房悄悄地喝了几口酒，老人家有些激动，眼泪就下来了。我忙说：“老人家这屋子里也没有烟火呀。”“唉，不是烟呛的，实话跟你说，我也有个儿子，个子跟你一样，也不知现在咋样了。”我好奇了：“写封信问问呗。”“傻孩子，干这个能通信吗？”说着，大拇指二拇指一叉。我明白了，他儿子是去干八路，光复后第一批跟着八路军走的。接着他又忠告我：“说这些可要留神，背枪的那几个校警里面有一个是坏蛋，这小子伪满时做过警长。”从此，我跟他更加近乎起来，称呼也由王师傅变成了王大爷，很多年后我一直记得他慈祥的模样。

一天，我俩提个大筐和面袋子去棋盘街买粮。校门口是座不高的小山包，虽然公路四、五里远是棋盘街，但径直走过小山包也就二里路。王大爷的两只大棉鞋是老伴儿做的，鞋面是鬼子的黄卡其布，刷了一层桐油。我有些不解问他。老人家有点不好意思，笑着说：“我老伴儿看我整天在伙房里水淋天水淋地的，就用桐油刷在鞋面上，说是能防水。”一前一后的边走边聊，正聊得起劲，就听王大爷在后面“哎呦”一声，我回头一看，一只大鞋丢在雪路上，人不见了。王大爷的声音从一个雪窟窿里传来。我赶忙俯下身子问王大爷摔到没有。“没有，爷们啊，这雪窟窿够深的，我上不去了。”我忙解下扎着的两个裹腿，绑成一股，顺到雪窟窿里，使劲把王大爷拽了出来。“爷们啊，多亏你啦，今个若是我自己出来，非冻死在这不成。”坐在雪上穿好桐油面的大鞋，卷了根关东烟儿，抽了几口说：“老八路都抽这个。”突然冷不丁的又比划了“八”字，“爷们，像你这样有文化的，去干这个，准错不了，听我儿子捎信儿，他们在那里都干的不错。”未了儿拉长了一句：“这书呀，我看你们是念不长了，对吧。”一语点醒梦中人，我下意识地回答：“大爷，您说的对！”

“大学梦”的憧憬还是没有彻底被解放的炮声震醒。每天晚上，我们十几个留校的学生自发地规定了寒假自学的课程表。互相补习，做代数、背诵古文观止、背诵唐诗、学习英文单词。遇到困难就去找邹和胡两位老师。早晨是背英文单词的最佳时机，去屋外，冷风一吹，头脑清醒，几乎我每次背诵一段之后，都看见邹老师拎一桶煤块回来。我很奇怪，一个大学讲师能冒着严寒出来捡煤块，很新鲜，而且他还是从西南联大来的高材生。南方人，冻得鼻尖发白，两条清鼻涕顺河而过，眉毛上挂上厚厚的一层白霜。是什么动力驱使他们到遥远的北方来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