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岁月里的故事：第5章 逝去岁月里的故事（第六章）

五、迁入S城

1935年2月，我们全家迁入S城的大北关七圣祠胡同。

从一个纯粹的农民家庭变成了“市民”家庭。尽管仍未摆脱贫困的境遇，但毕竟离开了“面朝黄土背朝天”、成天与土坷垃打交道的农村。这一切，该是源于父亲不愿做个老实巴交农民，种一辈子地不安分的心吧。当年他冒着北风烟雪，下黑龙江倒腾乌拉，大米等商品，赚了点钱。先把大哥国文送到S城读书。接着又买了一匹马，租了四垧地，雇了一个人种地。自己却跑到S城城里，在酒馆和大烟馆，先从普通店员做起，慢慢地竟然在一个叫永兴长的大烟馆里熬上了“二厘份子”（可以参与分红的最小股东）。此时，大哥国文已经毕业，在大北关小学教书。二哥国武在一家服装店学徒，家里的经济状况好了许多。三哥和我及大妹又获得了宝贵的上学读书机会。这段时间里，家庭给我的教育是父亲整天的挂在嘴边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为名为利的熏陶，除了要做好学校的功课，还要求我背诵古文，写大楷。父亲说他在大烟馆里接触的都是律师、代书、老师、资本家等一些名人，张口就是这个名赋，那个名篇，之乎者也的。告诉我只有读好书才能出人头地。我到初小四年级时，已经背会了古文观止中的50多篇文章和100多首唐诗。而已经学业有成的大哥则言传身教地告诉我，他已经全部背诵了唐诗三百首和古人观止的全部140篇古文。并写出近百首格律诗，自命为“田园诗人”。要我读唐诗，学李杜。给我种上了超阶级、超现实，自由主义的种子。

高小一年时，进一步受到严苛教育，当时的级主任姓彭，施行的是一套近乎“法西斯”式的教育方法，就是轰炸式地要求学生背古文、背唐诗。待我读到高小二年时，三哥国斌已经中学毕业，考上了横滨市的“满洲重工业学校”，赴日留学（免费）。赴日后经常给我邮寄来书籍，并鼓励我要发奋读书。当时苏德战争已经开始，可不谙世事的我对“二战”这样世界大事居然未走心，只是一个心思的想读完高小，升到中学，将来才有可能像三哥一样留学或考上国内的大学，既有名，又有利。这种强烈的念头成了我生命中最大的愿望。可到了冬底，因为小时候落下的病根导致身体太瘦弱不及格，居然因此国高落榜。满腹悲愤的恨学校，恨自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读水浒传，觉得没脸见人，丢了面子，碰了最大的钉子，十分郁闷。此时三哥知道我落榜了，不断来信鼓励我，于是我苦苦熬了整整一年的补习，终于以大榜前十名的成绩被第七国高录取，心里有说不出的畅快！

六、考上了“国高”

1941年2月，终于踏进“国高”的大门，满脑子的幻想是国高是商科学校，毕业后可当个实业家。愿望虽美好，现实却很残酷。开学不到两个月我不幸感染了伤寒病，无奈只能休学，在家养病。当时没有特效药啊，只能吃点汤药，身体特别虚弱，只能坐在炕上，读书度日。什么胡大川的幻想诗“苦将名利日复煎，落得自家白头早。”韩愈的诗，苏东坡的知足歌“耕牛无宿草，仓鼠有余粮。”思绪也随着病情低落至极。感到人生处处是苦恼，生、老、病、死是无法解脱的痛苦。这种消极思想伴随着疾病足足有半年之久。大概是九月份吧，身体逐渐恢复些，觉得不能再躺在炕上耗下去，于是打起精神，跟着二哥到他学徒的洋服店学徒。1942年3月，洋服店却倒闭了，无奈，经人介绍去虎石台地主余大钦开的配给店当学徒。这个余大钦可是彻头彻尾的黑心主儿，第一件事就教我给配给的烧酒如何掺凉水。我就用同样的方法把掺了凉水的酒沽给了一个伪警尉，没承想这家伙是个喝酒的老手，尝了一小口后，劈头盖脸地把余大钦骂了个狗血喷头。余倒是一声也不敢吭，待他走后转身将我臭骂一顿。

也就是这些日子吧，家里传来噩耗，父亲与几位财东开的酒店被日伪税捐局（那时酒是配给的，不许私自倒卖）给查封了，父亲觉得对不起几位股东，把买卖做赔了本，愤而自杀。父亲的死给我以极大震动。但是我没哭，我认为他是有良心、有血性、有气节的人。

七月，国高的新学期开始了。这三个月的学徒在精神上对我产生了巨大折磨，我决定不再在余大钦的店里学徒了。可按当时家里的经济状况是很难供我上学读书的。大哥与三哥商议后决定：只要能吃上饭，就一定供我继续读书！三哥买了个像样的“果匣子”，送给五高的级主任李典嘉，李同意让我复学。于是我又走进国高的教室读书。有了前面学徒的艰辛和屈辱的体验，使我更加珍惜来之不易读书的大好时光，感到自己的前途只有读好书才大有希望，当时在日本鬼子统治下，学校不仅要上课，还要接受军训、劳动、体罚等。这些我都忍着熬过来，挤压出时间广泛涉猎各种能拿到手的书籍，如伟人传记、红楼梦、西厢记、聊斋、郭沫若的女神、、、、、、。幻想着今后能做个文学家、科学家、诗人、、、、、、。因为功课优秀又好讲话，参加了市里举办的中学生讲演比赛大会，出了风头，受到国文教员青睐。

一晃三年，国高的书是读完了，但是按当时日伪政权的规定必须得去日本人开的工厂“奉仕”一年，所谓“奉仕”实际就是没有任何报酬地给人家白干一年活，否则不给你发毕业证书。此时我已经是个十七岁的大小伙子了，血气方刚，心想不就是那一张纸文凭吗？我本事都学到手了，难不成非得靠那张纸来证明？还把劝我去“奉仕”的同学看做是庸俗的，跟他们说我有我的社会大学，我要去社会大学流浪，去闯荡，认为众人皆醉我独醒。

其实，从家里的经济环境看，也不允许我再无报酬地去“奉仕”了。父亲死后，欠下的债务两年才逐渐还清。家里的主要收入靠大哥和三哥的工薪。二哥当时的收入很低仅够维持自己花销。我必须为家庭尽一份力，在我下面还有大妹、二妹和老弟，更重要的是还有我那苦命的，操劳了一辈子的老娘。我必须找到工作，为这个大家庭出分力。

走出校门，干哪一行呢？也算凑巧吧，那个我曾经为他干了三个月店员的地主余大钦获知我国高念完了，就主动找上门说：你现在是有文化的人啦，去到我那干点“细活”吧。我觉得到农村去研究接触下农业生产也好，毕竟祖辈都是种地的嘛。给这个地主干活也总比给日本人干活强吧，于是答应了他，跟他来到小黑台子。最初的日子他给我的活计是记账和要债催租。这家伙放了些高利贷，告诉我要账要“狠”。但是我到了这些贫雇农家里，老太太一边哭，一边光着脚拖着破的不像样的鞋拉我到粮囤看，确实剩余的粮食也就够全家吃几天的，哪还能有钱还账啊，我的心立刻就软下来。有一个月的光景吧，就要回一笔账，还是一位破落地主卖了地以后才还上三百元的债。地主于明钦倒是有些文化，对我也管教很严格，要求我每天早晨起来背诵“朱子治家格言”、曾国藩的“不收不求歌”和孔孟的一些格言。

第二年春耕开始了（1945年）余大钦让我与扛活的农民一起下地干活，说不懂行就不能管事。我琢么这家伙是要把我培养成一个忠实的管家吧，或者也把我当成了廉价劳动力了。从开春送粪、犁地、播种，到铲地、趟地，我都跟着干了。除了白天劳作，晚上还要点灯熬油的给余大钦记账。一边是贪心的地主，一边是出苦大力的贫雇农，我被夹在了中间，正是由于这个位置吧，我深刻地感觉到在地主与贫雇农之间，有一条深深的、无法逾越的鸿沟（直到我参加革命的很久以后才明白了这条无形沟壑的名字叫：阶级）。

四月份，头遍地开铲的当口，雇来的多名农民闹起了罢工，余大钦耍起手腕，把打头的请去喝了顿酒，又把其他闹事的骂了一顿，接着又威胁要叫警察来把闹事的人都抓到警察局去。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啊，为了养家糊口也不得不下地干活。当然背地里牢骚话是没少骂的。我不大明白，余大钦为啥对雇农们这么狠。雇农中有位年纪大些的佟老哥告诉我：天下乌鸦一般黑，不坑穷人地主就不能富，说屯子里另一个关大地主对雇农更狠毒。我还是不理解为什么穷人都恨地主，地主呢又都仇视雇农。

七、老妹妹被送给别人家

一九四二年初春，一个阴暗的晚上。妈妈满脸泪痕，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中。我与淑媛大妹不知好歹，撕抢着妈妈提回来的一个小破包袱，以为里面带回了好吃的。妈妈显得有气无力，已经顾不上责骂我们。二嫂在一旁流着眼泪叨叨：“不多余的呀，死活也好留在家里呀，哪能就饿死呢？”淑媛从包袱里抽出了一件破旧的小棉袄，原来是淑晴老妹妹穿的。我有些发怔，过了许久在明白，是妈妈把最小的妹妹淑晴，送给了别人家。妈妈看着我们唉声叹气的说：“叫她逃出去吧，省得早晚饿死在家里。”说着说着就嚎啕痛哭起来。全家顿时一齐抽搭起来。

这一晚全家都没动筷子，尽管妈妈一再催着，可全家人的眼光一直盯着那件小破棉袄。淑晴妹妹才八个月啊，能离开娘的怀吗？夜里妈妈辗转着无法合眼。我的幼小心灵里也像丢了什么似的。是不是我没有带好这个小妹妹呢？我那时在读小学四年级，每天都按妈妈的吩咐用一分钱拿个小碗，到后街的小茶馆给清妹冲上一调匙的“代乳粉”，每天要冲上三次。在那个年月，代乳粉是很金贵的东西，没几天就要用上一小纸桶。家里没有火炉，去后街茶馆弄点热水冲。端回来会洒掉一些。一调匙冲出来的还没有米汤稠呢。白糖就更为稀缺，比药都珍贵。晴妹吃不了几口就哭。妈妈在贫困中受着煎熬，再加上生了我们这么多的孩子，早就没有奶水了。爸爸刚刚得了伤寒病，卧病期间做买卖的小铺子破产了。没有了收入。哪里还有钱去买代乳粉。吃不饱的小妹自然整天地哭。邻居们听着哭得心烦，风言风语地传出闲话：“这孩子生下来就是个扫帚星，”“不祥之物，”“方了他爸爸生病”。爸爸也是在病中谵语：“这是个孽障。”妈妈望着柜台上空空的奶瓶，看着瘦弱无比的小女儿八个月可怜的样子，再也受不了这些流言蜚语，长叹一口气：“女儿呀，早晚长大了也是脸朝外，不如找个地方逃生吧！”一狠心把八个月的亲生女儿给了一个李姓无后的富裕人家。据妈妈说，后来去他们家看了几次，不能认亲，只能叫“刘姨。”妈妈实在顶不住这针刺样的心疼，在晴妹三岁那年，从李家要了张照片，以后再未去过。

这一年，爸爸在贫困交加中没能撑过伤寒病的侵袭，过早地去世了。妈妈领着我们四个未成年的儿女，挣扎在饥饿中，已经无暇顾及其它。只是在解放后五十年代中期年，弥留之际，跟我提起，现在的新社会日子多么幸福，若是你老妹妹活着到今天，咱娘俩能见上一面我也就心甘了。这个心愿至死也没有实现啊。

时光荏苒，一九六八年春节前某日，一位充满了战斗朝气的青年，三十上下岁吧，学生打扮，背个草绿色书包，突然找到沈阳四经街的大哥刘国文家，说是亲戚。大哥当时不在家。大嫂又莫名其妙，只好领到我家中。

小伙子满嘴浓重的河北口音，见面就热情地管我叫“四哥”，拉住我的手好久不松开。最初我还以为是来搞外调的，不知如何回话。大嫂与大哥是二婚，解放后才与大哥结婚，自然不知道我家过去的事。小伙子自我介绍：“我叫郭运材，你们家有个亲妹妹叫刘淑晴，对吧。她八个月大的时候送给了一个姓李的，后改姓叫李淑晴。”说一句期待我回答一句，唯恐认错。“如今淑晴已经与我结婚了，是我妻子。”我的泪当时就止不住地往下流，无法控制了。已经是男子汉大丈夫的我已有近三十年未曾落泪了，可当郭运材讲述淑晴妹妹离家后的一幕幕故事，禁不住地落下酸楚的泪。沉默哽咽一会，开口道：“我这个当四哥的有责任、有愧疚啊。虽然妹妹离家时我尚未成年，也不懂事，但有一件埋在心头的内疚，妈妈临终在我家，弥留之际我曾多次问她，我的淑晴妹妹到底给了什么人？现在解放了，可以设法要回来啊。妈妈毕竟是戴着旧思想的枷锁，至死也不肯把妹妹的下落告诉我们。她不忍心把这最痛心的事说给我们这些活到了解放后欢天喜地的儿女们，也不敢再勾引起最痛苦、最折磨她得回忆！以至于在临终前夜的呻吟中呓语着，人家逃生去了，我坚决不找，这是妈妈对不起老姑娘的。”事后，我们兄弟几人，曾专门议论了这段话。万恶的旧社会，沉重的生活负担像千斤重负压在广大劳苦大众身上，我们这个穷苦家庭也身在其中。妈妈以最伟大的母爱顽强地支撑着，呵护卵翼着我们这群儿女，但仍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实在走投无路了，万般无奈才把老妹妹送给他人，以求为她谋条生路。

郭运材是河北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文化人儿。婚后，听淑晴妹妹述说了自己的身世。在一次工作接触中偶然发现当年“跑关东”的一些商人，从他们提供的线索，捋出些蛛丝马迹，顺藤摸瓜找到了大哥刘国文家。

这不是历史的偶然，千千万万个这样的血泪人家，正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才重见天日。历史，必然还其真实面目。新社会里，铁树一定会开花！

郭运材返回，几天后携我那可怜的淑晴妹妹乘风而至。除远在贵州，无法回来的三哥，我哈尔滨的大妹妹，老弟，加上在S城的大哥、二哥、二妹。妈妈生的七个儿女齐聚S城。加上晚辈孩子们，总共二十八口人，来到S城最好的“生生”照相馆，照了张全家福。

妈妈没等到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