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北方的门
火车咣当了三天两夜。过长江时是夜里,只看见黑沉沉的水面上几点渔火。
进入山东,平原一望无际,和家乡起伏的山峦完全不同。
孔周一路都在睡觉,醒来就啃馒头,或是和旁边跑过供销的温州同乡用土话聊天,交换哪个市场好做、哪条线路车匪路霸多的消息。
我大多时候看着窗外,看田地、看村庄、看越来越大越来越灰的城市。那本黑色笔记本放在贴身口袋里,还没打开过。
第四天清晨,火车喘着粗气停在沈阳站。
一脚踏出车厢,冷风像刀子似的捅进棉衣领子。
呼吸在空气里凝成白雾,站台上结着黑冰。
南方的湿冷是钻进骨头的,这里的冷却是迎面一记重拳,打得人懵。
我和孔周随着人流挤出车站。
广场上人声鼎沸,三轮车、倒骑驴(一种人力车)四处揽客,口音硬邦邦的。
按照老陈给的地址,我们找到了五爱市场附近一片低矮的平房区。
一家挂着“迎客旅社”牌子的门脸,门口棉帘子油腻发黑。
老板是个胖大的东北女人,嗓门洪亮:“住店?大通铺一晚五块,单间十二。”她瞟了眼我们身后鼓囊囊的包,“温州来的?跑供销的住东头那屋,暖和。”
所谓单间,是用三合板隔出来的四平米小屋,一张木板床,一张瘸腿桌子。
我和孔周要了一间。
放下包,第一件事是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套上。
孔周搓着手,牙齿打颤:“这鬼地方……比听说还冷。”
安顿下来,我们就去了五爱市场。
市场之大,再次超出想象。
巨大的棚顶下,通道狭窄拥挤,摊位密密麻麻。
服装、布料、鞋帽、日用百货,五花八门。
空气混浊,人声鼎沸。
比桥头市场嘈杂十倍,也混乱十倍。
找到了老陈的摊位。
他正和一个客户扯着脖子讨价还价,看见我们,只挥了下手,示意稍等。
等客户走了,他给我们倒了缸热水:“到了?先暖和暖和。摊儿我给你们腾出个角,头三天不收钱,卖出去再说。”
我们的“摊位”,其实就是老陈柜台尽头不到半米宽的一小块台面。
把带来的样品纽扣一袋袋摆开,白、黑、灰,单调地列着。
周围摊主大多卖成衣或布料,看我们的眼神带着好奇和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
在这里,我们卖的似乎不是纽扣,而是“南方来的新鲜玩意儿”,尽管这东西再普通不过。
第一天,无人问津。只有几个逛市场的女人停下来,捏起一粒扣子看看,问声“咋卖”,听了报价(我们按老陈说的,比温州贵一倍),撇撇嘴放下走了。东北口音听着冲,我们回应得小心翼翼,生怕说错。
晚上回到旅社,冻得手脚发麻。
东头大通铺里,果然住了七八个温州同乡,大多年纪比我们大,跑供销久了,脸上带着风霜和精明。
他们用家乡话交流着各自的见闻:谁在哈尔滨被坑了,谁在长春打开了局面,哪个服装厂年底要大量备货。听他们说话,像在听另一个世界的冒险故事。
一个叫阿祥的老乡,三十来岁,给我们倒了杯散装白酒:“后生仔,第一趟吧?都这样。脸皮要厚,嘴要甜。别光坐着等,得吆喝。”
“吆喝?”孔周问,“咋吆喝?”
“就喊呗!温州纽扣,款式新,价格好!”阿祥示范着,带着夸张的语调,“开始张不开口,喊几次就好了。这地方,不喊没人注意你。”
第二天,我们硬着头皮,学着阿祥的样子,用生硬的普通话开始吆喝。
“温州纽扣……看一看……”声音起初细若蚊蚋,在市场的嘈杂里立刻被吞没。
慢慢放大,喉咙发干,脸皮发烫。周围摊主投来目光,有嘲笑,也有鼓励。
吆喝了大半天,下午来了个中年男人,穿着蓝色工作服,胸口印着“红星服装厂”。
他仔细看了我们所有的样品,特别是那几种压花扣和彩漆扣,问得很细:厚度、耐磨度、水洗掉不掉色。
最后,他指着那袋白色四孔扣:“这种,先要五千粒。明天能送到厂里不?在铁西区。”
第一笔订单!我和孔周对看一眼,强压住激动。“能!肯定能!”孔周忙不迭地说。
谈好价格,收了二十块定金,记下地址。
男人姓赵,是厂里的采购员。
临走时他说:“我们厂主要做劳保服和普通衬衫,用扣量大。你们要是供货稳,以后可以常来。”
送走赵采购,我立刻打开黑色笔记本,在第一页记下:红星服装厂,赵,四孔白扣五千粒,单价X分,定金二十。
地址:铁西区XX路XX号。字写得有点抖。
当晚,我们请老陈帮忙,从他相熟的批发商那里调了五千粒白扣,打包好。
第二天一早,我和孔周背着大包,按照地址,倒了三趟公交车,找到了藏在灰蒙蒙厂区里的红星服装厂。
厂子不大,车间里缝纫机声轰鸣。赵采购验了货,很满意,当场结了尾款。钱拿到手,厚厚一沓,主要是十块五块的票子。走出厂门,冷风吹在脸上,第一次觉得不那么刺骨了。
“开门红!”孔周兴奋地捶了我一下,“晚上吃顿好的!”
我们没有吃好的。在路边小店吃了碗热气腾腾的抻面,加了份卤蛋。面汤咸香,驱散了寒气。回去的路上,我们盘算着利润。扣除成本、路费、住宿,这第一单,每人能分到四十多块。差不多是矿上六七天的工钱。
晚上,在大通铺昏暗的灯光下,我又翻开笔记本。除了记下那笔生意,我在空白处写:五爱市场,老陈摊位角。红星厂,赵。然后顿了顿,在页脚写下很小的几个字:北方第一扇门,开了。
生意有了零的突破,后面似乎顺了一点。
陆续又接了几个小单,有零售摊主要几百粒彩扣搭配卖童装,有个体裁缝店要几十粒特别的压花扣。
我们不再只守摊,也开始学着其他跑供销的,背着样品包,主动去市场里其他服装摊位、甚至跑周边更小的裁缝铺子推销。
脸皮在一次次被拒绝、被敷衍、偶尔被接受中,慢慢磨厚了。
一天下午,我正在摊位上整理样品,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许宸溪?”
我抬头,愣住了。
顾佳站在摊位前,穿着一件红色羽绒服,围着白色围巾,脸颊冻得微红,呵出的白气里,眼睛亮得惊人。
她身后跟着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正是她表哥王思创。
“你……你们怎么在这儿?”我站起来,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我表哥学校组织来东北考察,我跟着来玩玩。”顾佳打量着我们的简陋摊位和那些纽扣,眼里有好奇,也有一丝我之前没见过的、属于远方来客的疏离打量。
“这就是你说的……跑供销?”
王思创推了推眼镜,显得沉稳许多。他拿起一粒金属扣看了看:“桥头产的?质量不错。你们在这边,主要走批发还是零售?”
孔周接过话头,热络地介绍起来。
我站在一旁,看着顾佳。
她比以前白了点,也许是北方气候干的,眼神里多了点不一样的东西,像是看过更大世界后的某种确定。
她听孔周说话,偶尔点点头,目光扫过我时,停留了一下,又移开。
他们只待了十几分钟,说还要去别处看看。
临走,顾佳从她精致的小皮包里,拿出一封信:“你家捎来的。我去找你,你妈让我带的。”
信是母亲托识字邻居写的,很简单:父腿渐好,勿念。家中一切尚可,安心做事。落款日期是半个月前。
“谢谢。”我接过信,信封带着她包里淡淡的香味。
“你……”顾佳似乎想说什么,看了眼旁边正和王思创说话的孔周,最终只说,“自己注意保暖。沈阳比家里冷多了。”
他们走了,红色羽绒服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市场拥挤的人流里。
我捏着那封信,站了一会儿,才小心地拆开。
信纸是最便宜的那种方格纸,字迹工整却陌生。反复看了两遍,才折好放回信封,贴身收好。
那天收摊后,我和孔周照例在小店吃面。
热气蒸腾里,孔周说:“顾佳那个表哥,像个文化人。听他说,以后外贸机会多,纽扣这种小商品,也能出口。”
我没说话,低头吃面。心里却想着顾佳说“玩玩”时的语气,想着她打量摊位时的眼神。
那扇在北方艰难推开一条缝的门里,映出的不光是我和孔周汗津津的脸,似乎还有别的、更遥远的光景。
那光景里,有王思创那样的大学生,有顾佳那样能随意“来玩玩”的人,或许,也应该有别的可能。
但我只是把面汤喝完,暖意从胃里升腾起来,暂时驱散了那点模糊的念想。
眼下最实在的,是兜里渐渐厚起来的钞票,是明天要送出的下一包纽扣,是这间五块钱一晚、挤满南方口音的大通铺。
北方的夜晚,星星似乎比南方少,但特别亮,特别冷。
我躺在硬板床上,听着同乡们起伏的鼾声,手隔着衣服按着那封家信。
离家才一个月,却像过了很久。玉苍山在记忆里变得有点模糊,而眼前这条布满冰碴和灰尘的路,却异常清晰起来。
我知道,我才刚刚摸到这座北方市场的门槛,门里更深、更曲折的通道,还等着我去走。
而身后南方山镇的影子,和那抹偶然出现的红色,都成了催促我继续往前走的、复杂而沉默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