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你到玉苍之巅：第2章 第一粒纽扣

父亲腿伤后，家里的空气像梅雨天晾不干的衣服，沉甸甸地闷着。

矿上那两百块工伤费，母亲一分没动，用红纸包了压在米缸底。

“应急的钱，不能动。”她说这话时，眼睛看着父亲裹着纱布的腿。

可我知道，米缸快见底了，父亲的药钱还没着落。

下午去顾家店里，心思总是飘。顾佳拿着块新到的“的确良”料子在我眼前晃：“这款式，深圳今年最流行。你看这腰线……”

“嗯。”我应着，眼睛却看向窗外。对面店铺正在卸货，纸箱上印着“桥头纽扣”的红字。

忽然想起孔周——那个从小一起在矿区长大的发小，他家前年就不挖矿了，在桥头镇做纽扣生意。

五点半，顾永富照例点了五块钱给我。

我捏着钱，没直接回家，拐去了孔周家。

他家在老街另一头，原本黑乎乎的石头房外墙，现在贴了白瓷砖，阳光下刺眼。

孔周正蹲在门口，对着几大袋纽扣样品分类。看见我，咧嘴笑了：“宸溪！稀客啊。听说你去顾家看版样了？”

“混口饭吃。”我蹲下来，拿起一粒乳白色的树脂扣，对着光看。纽扣光滑，边缘规整，中间四个穿线孔钻得一丝不苟。“这扣子……好卖吗？”

“好卖！”孔周来了精神，“这种最普通，但走量。一件衬衫至少五粒，一条裤子三到四粒。你算算，全国多少件衣服？”他压低声音，“比挖矿强多了。我上个月跑了一趟义乌，挣了这个数。”他伸出三根手指。

三百。我在矿上要干将近四十天。

“怎么跑？”

“简单！”孔周站起来，从屋里拖出两个巨大的黑色人造革手提包，鼓鼓囊囊，“一个包装样品，一个装订单货。坐火车，全国跑。五爱市场、汉正街、朝天门……哪里要货就去哪里。”他拍拍我的肩，“你脑子活，记性好，干这个肯定行。”

我看着那两个大包，边缘已经磨得发白。

能想象背着它们挤火车、住五块钱一夜的大通铺是什么滋味。

但孔周身上的新衬衫，他家墙上的白瓷砖，又实实在在摆着。

“本钱要多少？”

“第一批货，我可以帮你从我家赊。卖出去再结账。”孔周很仗义，“就是辛苦，得能吃得了苦。”

苦。矾山人怕什么苦？怕的是苦了还没钱。我点点头：“我干。”

回到家，父亲正就着咸菜喝粥。

我坐下来，把五块钱放在桌上，又说了纽扣的事。

母亲从灶间出来，手在围裙上擦着：“跑供销？那要到处走……不安全吧？”

“比矿下安全。”父亲忽然开口。他放下碗，看着那五块钱，又看看我。“去试试。年轻，摔几个跟头也爬得起来。”

那一晚，母亲把我的旧衣服全翻出来，该补的补，该改的改。

父亲难得地多说了几句，告诉我出门在外，住店要住车站边的国营旅社，钱要分几个地方藏，不能全放在身上。

三天后，我背着孔周家赊来的两大包纽扣样品，和他一起坐上了去桥头镇的中巴。

桥头纽扣市场比我想的还要大。

长长的棚户区下，一排排简易柜台，每个摊位上都是成堆成筐的纽扣。

塑料的、树脂的、贝壳的、金属的，圆的、方的、异形的，白的、黑的、彩色的，琳琅满目，空气里弥漫着塑料和染料的味道。

讨价还价声、打包封箱声、三轮车拉货的铃铛声，混成一片嗡嗡的轰鸣。

孔周熟门熟路，带着我在市场里转，教我认品类，讲行情。

“这种仿贝扣，看着高级，其实成本低……这种四孔扣最普遍，但利润薄，靠量……这种金属扣，做牛仔服用的，现在开始流行了。”

我跟着他，努力记下每一种的价格区间和热门销地。

脑子飞快地转，像在矿下辨认不同岩层。这里没有矾石的灰白，只有刺眼的、生机勃勃的纷乱色彩。

下午，孔周带我见了他爸的一个老客户，姓陈，在沈阳五爱市场有个摊位。

老陈看了看我带的样品，抽着烟，慢悠悠地说：“后生儿，第一次跑？”

“嗯。”

“沈阳冷啊，这时候去，冻掉耳朵。”老陈弹弹烟灰，“不过东北人实在，认准了你的货，就不太换。你先带点普通货去试试，少带点花样。那边认死理。”

我记下了。普通四孔扣，白、黑、灰为主，各要了两千粒。

又听老陈建议，加了一点带暗纹的“压花扣”和色彩鲜艳的“彩漆扣”，说是给童装厂准备的。

打包的时候，孔周帮我一起装。

两个大包装得结结实实，拎起来死沉。

“到了那边，先找个便宜地方住下，然后去市场转，看别人怎么卖。别急着开口，多看，多听。”孔周像个老手一样嘱咐我，“脸皮要厚，被撵出来也别怕。十家能有一家给你机会，就成了。”

中巴车摇摇晃晃回矾山。

我抱着那两个大包，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稻田和逐渐显出的矿山轮廓。

心里一半是发飘的虚空，一半是沉甸甸的实物重量。

我知道，这一步跨出去，就再也回不到那条从家门到矿洞的固定路线了。

到家天已擦黑。我把样品包放在阁楼，下楼吃饭。

母亲做了干菜肉，算是给我“饯行”。

父亲闷头吃饭，吃到一半，忽然说：“东北冷，我给你买件棉袄。”

“不用，我带了旧袄子。”

“旧的不顶事。”父亲放下碗，进了里屋。

过了一会儿，拿出一件半新的军绿色棉大衣，领口的毛有些秃了。“我年轻时候去河北拉煤穿的，厚实。你带上。”

我接过棉衣，很重，有股淡淡的樟脑味。没说什么，点了点头。

出发前一晚，我去顾家店里结最后的工钱。顾佳也在，正对着账本打算盘。看见我，停了手：“真要去？”

“嗯。明早的车。”

她沉默了一下，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硬皮笔记本，黑色封面上印着金色的“上海”字样。

“这个给你。路上记点东西，价格啊，地址啊，别弄丢了。”又顿了顿，声音低了些，“我表哥说，沈阳很大，比十个矾山都大。你……自己当心。”

我接过笔记本，很新，纸张光滑。“谢谢。”

“谢什么。”顾佳别开脸，继续拨弄算盘珠子，“赚了钱，别忘了还我笔记本。”

走出店门，夜风吹过来。我回头看了一眼“佳美服饰”的招牌，红灯管映着“服饰”两个字。然后转身，走回我的来路。

第二天凌晨四点，天还黑着。

我背着两个大包，穿着父亲的旧棉大衣，和孔周在车站汇合。

去金华的火车五点十分开，从那里再转车去上海，然后北上。

站台上已经有不少像我们一样背着大包的人，大多沉默，抽烟，眼神望着铁轨延伸的黑暗处。

父亲也来了，腿还没好利索，拄着根木棍。

他没说什么，只是把我的背包带子又紧了紧。母亲红着眼眶，塞给我一塑料袋煮鸡蛋和馒头。

火车进站的汽笛声撕裂了黎明的寂静。

绿皮车厢，窗户脏得看不清外面。

我和孔周挤上车，在过道里放下包，人靠着包坐下。

车厢里充斥着汗味、烟味、泡面味，还有各种方言的叫喊。

火车缓缓开动。站台上父母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缩成一个点，消失在灰蒙蒙的晨雾里。

矾山镇醒了，矿山的轮廓在渐亮的天光里显出熟悉的形状，然后也被甩在了后面。

孔周递给我一支烟。我摇摇头。

他点着了，深吸一口：“睡会儿吧，路还长。”

我闭上眼，但睡不着。

耳朵里是车轮撞击铁轨的咣当声，一下，又一下，规律而强硬，带着我们驶向完全陌生的北方。

背上倚着的两大包纽扣，一粒一粒，沉默而坚硬，是我全部的本钱和未知的前程。

玉苍山早已看不见，但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攀登的，已经是另一座完全不同的山。

而山顶，在更远、更冷的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