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你到玉苍之巅：第1章 1994年，我十八岁

1994年7月12日，矾山镇的气温计卡在三十九度。

我从矿山上下来时，解放鞋底黏着一层灰白色的矾渣，嚓嚓作响。

高考成绩离大专线差十七分，父亲什么也没说，只是第二天清晨四点，把矿灯重重放在我床头。

“后生儿，”他用浓重的浙南腔说，“山不会倒，人要吃饭。”

于是我的编号变成了047。

每天凌晨四点，跟着父辈钻进山腹。矿灯照见岩壁上渗出的矾晶体，像眼泪冻成了琥珀。

这天下午工头放工早，我绕到矿山西侧的废弃采场。

从包里掏出那本翻毛边的《上海服饰》杂志，靠在滚烫的矾石堆上看。

图片上的模特穿着我从没见过的款式，背景是高楼。远处传来鞭炮声，谁家又开新厂了。

“喂，你看得懂吗？”

我抬头，看见采场边缘站着个女孩。白色连衣裙，马尾辫扎得老高，手里拿着本素描簿。太阳在她身后，逆光里看不清脸。

“随便看看。”我合上杂志。

她几步跳下来，矾石哗啦啦滚动。“这是去年的款了。”她指着我手里的杂志，“广州现在流行收腰的，垫肩也小了。”

我认识她——镇上顾家服装店的独生女顾佳，去年第一个穿牛仔裤上街的女孩，被她阿爸拿着笤帚追了半条街。

“矿工的儿子，看不懂时髦。”我说。话出口就后悔，太冲了。

顾佳却笑了，露出虎牙：“我阿爸说，矾山人分两种：一种在山里挖石头，一种用石头换钱。你是哪种？”

“我哪种都不是。”我把杂志塞回包里，拉链卡住了。

她蹲下来，帮我拉好。“你是许宸溪吧？一中那个总借杂志的。我表哥王思创提过你，说你记性好，过目的款式都记得住。”

我的手顿了顿。风从山坳吹过来，带着矿石和暑气混合的味道。

“记性好有什么用。”

“当然有用。”顾佳站起来，拍拍裙子上的灰，“我店里缺个看版样的，一件衬衫多给两毛。你不是在矿上做临时工吗？一天多少钱？”

“八块。”

“看版样，一下午能看二十件。就是四块。”她说，“怎么样？比挖矿轻松。”

我看着自己的手，指甲缝里的矾灰像长进了肉里。“为什么找我？”

“因为你看得多啊。”顾佳说得理所当然，“而且你穷，需要钱。我阿爸说的，找伙计就要找最需要钱的，实在。”

这话刺人，但真实。我点点头：“明天下午我去。”

回家要穿过整个镇子。老街的青石板路两旁，竹竿晾晒着刚染色的布匹；新街的水泥路面，“温州纽扣批发”的招牌一个比一个大。我家在老街尽头，石头房，墙根长满青苔，雨天渗着霉味，混着隔壁煮矾肉罐头的香气。

母亲在门口剥豆子。看见我，眼神往我身后瞟了瞟——高考后养成的习惯，仿佛随时会有通知书飞来。

“阿爸呢？”

“去矿上领药了。他那个咳嗽……”母亲没说完，低头继续剥豆。豆荚爆开的噼啪声里，我听见很轻的叹气。

姐姐上个月嫁到灵溪镇，姐夫开皮鞋作坊。出嫁那天，母亲哭得说不出话，父亲喝光了一瓶老酒汗。酒醒后，父亲对我说：“你要争气。”

楼下传来缝纫机声——母亲接了服装厂的外包活儿，一件衬衫五分钱，踩到深夜。我躺在阁楼木板床上，看着瓦缝漏下的光斑，想起顾佳的话。看版样，一下午四块。也许，真的可以试一试。

第三天下午，我准时出现在“佳美服饰”。特意换了干净衬衫，指甲缝细细抠过。顾佳看见我，眼睛弯了弯：“还挺准时。”

店里前半间是柜台，后半间五台缝纫机嗡嗡作响。顾佳的父亲顾永富正在算账，腰间别着BB机，计算器按得噼啪响。抬头看我，眼神扫了一遍。

“阿佳说的那个记性好的？”他普通话带着浙南腔，“过来看看。”

帘子后有张小桌，堆满衬衫和几本香港时装杂志。顾永富拿起一件衬衫，又翻开杂志某一页：“这件，领口要和杂志上这个一样，袖口要这个花样。能记住吗？”

我看了看。那是一件白衬衫，杂志上的模特搭着灰色马甲。领型是尖角的，袖口有三道细褶。“能。”

“一件两毛，日结。每天下午一点到五点，看多少算多少。”顾永富说，“只有一个要求：别把矿石灰带进来，布料染了色要赔的。”

工作就这样定下。我坐在小桌边，第一次不是看杂志消遣，而是为了记住每一个细节。尖领的弧度，扣眼间距，下摆的斜裁。布料在手下的触感，和矿石的粗粝完全不同。

顾佳搬了凳子坐在对面。“你比我想的还快。”她说，“上次请的那个，看三遍还记错。”

我没接话，正比对袖口褶子的深度。

“喂，你打算一辈子在矾山吗？”顾佳突然问。

我抬起眼。她托着腮，眼睛亮晶晶的。

“不知道。”我老实说。

“我想去深圳。”她声音压低，“我表哥说，那里满地都是机会。服装厂比我们全镇的作坊加起来都大。”

“女孩子……”

“女孩子怎么了？”顾佳眉毛一扬，“我阿妈当年摆摊卖纽扣，怀着我七个月还在桥头市场砍价。矾山人，只要能赚钱，分什么男女？”

她说这话时，下巴微微抬起。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给她侧脸镀了层金边。我忽然觉得，有些人天生属于更广阔的世界。

那天我看了二十八件衬衫的版样要求。顾永富点出五块六毛钱，多给了两毛：“第一天，算彩头。”

五块六毛钱捏在手里，比矿上一天工资少，但手心没有磨出水泡。我去供销社买了瓶橘子汽水，坐在桥头慢慢喝。桥下是矾山河，水不多，露出大片鹅卵石。对岸是矿山运矿轨道，小矿车哐当哐当往下溜。两个世界，一座桥的距离。

到家时，门口围了一圈人。我心里一紧，拨开人群进去。父亲坐在竹椅上，裤腿卷到膝盖，右小腿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血染红了解放鞋。

“巷道顶板落石。”工友老吴低声说，“还好躲得快。”

母亲在屋里翻找纱布，手抖得厉害。我冲进去接过医药箱，蹲下来清洗伤口。矾石划出的伤口边缘不规则，碎屑嵌进肉里，要用镊子一点一点挑。

父亲一声不吭，额头汗珠大颗往下滚。我手很稳——在矿上看父辈处理伤口看多了。但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塌。

包扎完，邻居散去。母亲煮面，父亲叫住我：“矿上给了两百块工伤补助。下个月……你得找别的活路了。”

我站在昏暗的堂屋中央，看见墙上的奖状——小学三年级数学竞赛一等奖，纸张已经发黄。

奖状下方挂着一副旧矿灯，玻璃罩裂了道缝。

“我找到活了。”我说，“在顾家服装店看版样，一天能挣四五块。”

父亲看着我，眼神复杂。许久，点点头：“顾家……也好。他们家脑筋活。”

晚饭是青菜面条，加了一点猪油。吃饭时，BB机的响声从隔壁传来——不知谁家又接到订单了。这声音如今是矾山镇最动听的音乐。

睡前，我翻开那本《上海服饰》。

图片上的模特笑容标准，身后的高楼模糊。

我想起顾佳说的深圳，想起她亮晶晶的眼睛。

然后想起父亲腿上的伤口，狰狞如山的裂罅。

楼下母亲又踩响了缝纫机。

嗒嗒嗒，嗒嗒嗒，像时间的秒针。

窗外传来夜班爆破的闷响。

玉苍山在夜色里只是一个更深的轮廓，山顶没入云端，看不见巅峰。

我闭上眼睛。明天要去记住更多领型和袖口，记住那些属于别人生活的款式。

而我自己的生活，才刚刚翻开第一页。

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金温铁路还没修通，那是运货的临时专列，把矾山的矿石、桥头的纽扣，运往那个正在轰鸣的中国。

1994年的夏天，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