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县城里安个家：第2章 2、南方的雾，故乡的冬

时间像车间流水线上那些永远装不完的零件，无声地滑过去。在广州的所谓“一年实习期”，就在组装手机、打螺丝、焊锡、目检的重复动作里，一个春秋寒暑，不知不觉，就这么过去了。

回头望望，这一年像一场漫长又模糊的梦。

和同屋的几个工友，摩擦总归是有的。生活习惯不同，说话方式各异，都是从天南海北凑到这间铁皮顶宿舍里讨生活的人。嫌隙像墙角的霉菌，在潮湿的空气里悄悄滋生。但我学会了更多是忍耐和回避——把耳机声音调大，把脸转向墙壁，或者在喧闹的夜聊里，早早拉上自己的床帘。这也算一种成长吧，虽然带着点蜷缩起来的姿势。

一年下来，真正学到的东西，似乎没有。除了指尖对特定螺丝孔位的肌肉记忆，除了能在嘈杂声中一秒分辨出自己那条线体异常警报的听力，除了对加班工时换算成本能的反应。身体记住了流水线的节奏，快一点，再快一点。这算不算一种刻进骨子里的“手艺”？

工厂的生活，灰扑扑的，像永远洗不干净的工作服。但有一点实实在在：省吃俭用，银行卡里终于有了五万多的数字。这数字沉甸甸的，是无数个“八小时”加“两小时”，是周末和节假日留在车间里，听着机器嗡鸣换来的。电子厂的规矩是死的，合同上白纸黑字，加班费、节假日双倍，算得清清楚楚。大家都明白，多流汗，账上的数字才能多跳一跳。所以，我几乎没怎么休息。假期？那是属于别人的热闹。我顶多在夜幕降临时，去厂区外的夜市走一圈，闻闻油烟和香料混合的、充满生命力的气味，最后拎一袋最便宜的香蕉或橘子回来，算是慰劳自己。

这座城市很大，有我听不懂的粤语早茶楼，有霓虹闪烁的珠江新城。但我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厂区、宿舍、食堂、夜市四点一线。一年了，我未曾真正了解过它。它的历史藏在哪条老街？它的故事又流转在哪条珠江的支流？我不知道。我只是它庞大身躯上一个短暂附着、又即将脱落的细胞。

实习期真正满了的那天，心里反而很平静。我没有选择续签。月底还剩几天的时候，我找到生产线那个总是皱着眉头的车间组长，告诉他：过年，我就不回来了。

组长抬眼看了看我，没多问，只“嗯”了一声。在这个容纳了几千上万人的巨大工厂里，一个人的来去，就像流水线上换一颗螺丝钉，寻常得不值一提。我递上辞职申请单，他很快签了字，随手又叫来一个新面孔，让他跟着我“学岗”。所谓的学，不过是指点一下打某个型号螺丝的力度，或者某条排线扣入的巧劲。一天，他就记住了。

这一年，在很多个疲惫到失眠的深夜，在机器暂时停歇的片刻寂静里，我想过无数次：离开这里，我能去哪里？打开那个沉寂许久的班级群，翻看零星的聊天记录，得知当初同专业的谁谁，托关系进了广告公司当学徒；谁谁又去了稍大点的企业，偶尔还能接点私活，做做横幅、设计单页。那些活儿，对我们学过的人来说，确实不算难。人生的路，走着走着就分岔了。有时是运气，有时是选择。我不信自己会永远困在流水线的光影里。年轻嘛，错了可以重来，摔了还能爬起来。总得试试，往“高处”走走看，哪怕只是挪一小步。

离职手续简单得有些潦草。年末最后一天上班，我没有等厂里安排的集体返乡大巴。核对完最后一笔加班费，工资条上的数字让我踏实了片刻。回到宿舍，开始收拾。厂服、厂牌按规定留下，交给了保安室。我来时，只有一个塞着换洗衣服的行李袋。走时，多了一个红色塑料桶，一个掉了漆的洗脸盆，一把衣架，一卷凉席。行李箱重新塞满，不过是些穿旧了的衣裳。保安大哥例行公事地翻开桶和袋子看了看，摆摆手，放行了。

2017年1月1日，元旦。我正式“自由”了。

没有参加厂里闹哄哄的元旦晚会。那种隔着人群的喧嚣，只会衬得孤独更具体。和相处了一年的室友简单道别，话不多，彼此都知道，这一别，大抵就是江湖不再见。拖着行李走出厂门的那一刻，回头望了望那片灰色的建筑群，心里涨满了说不清的情绪。有点空落，又有点解脱。

外面的空气，吸一口，似乎真的不一样。午后温吞的阳光照在脸上，我闭上眼，站了一会儿。那是一种久违的、属于“自己”的感觉，浑身暖洋洋的，轻飘飘的。

坐上通往火车站的公交。车子晃晃悠悠，窗外南方独有的巨大榕树气根垂落，路边的莲雾树、芒果树，在车流中不断向后倒退，像一卷正在收起的风景画。火车站永远是人海。买票，进站，等待。一个多小时后，随着汹涌的人流，被推挤着上了绿皮火车。

来的时候一个人，回去，依然是一个人。

车厢里混杂着泡面、汗味、劣质烟草和潮湿行李的气味。人们的面孔在昏暗灯光下显得模糊而疲惫。都是为了生活奔波的人，在这狭小的空间里短暂交汇，然后各奔东西。谁也不会记得谁。

我的票不靠窗。火车在黄昏中启动，很快驶入夜色。我紧了紧身上单薄的袄子，尽量不与旁边的人产生肢体接触。肚子叫了。犹豫一下，还是从包里拿出上车前买的泡面。穿过拥挤的过道，在车厢连接处接了开水。等待泡面的几分钟，啃了一个干硬的面包。

晚上八点多，在一个福建的城市中转。同站换乘，在嘈杂的候车室又等了一个多小时。再次上车，抵达家乡小城的火车站时，已是深夜十一点多。家在乡下，这个点没有班车了。不想麻烦任何人，便在车站附近找了家最便宜的小宾馆，凑合了一夜。房间隔音很差，隔壁的电视声、走廊的脚步声清晰可闻。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一小块污渍，心想：要是当初算好时间买直达大巴票，就不用这么折腾了。

一夜无话，却也未曾深眠。

第二天清晨，回到熟悉的市区。空气里是故乡冬天特有的、清冷又带着煤烟的味道。在路边小店吃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本地牛肉汤，暖意从喉咙一直落到胃里。收拾好简单的行李，终于坐上了回家的班车。

外出一年，回来得早。镇上的中小学还没放假，偶尔能看到穿着校服的身影。到家，父母脸上是掩不住的欢喜，忙前忙后张罗饭菜。那三天，我像个客人，被好吃好喝地招待着。

时间溜得飞快，一晃眼半个多月过去。除夕夜，吃了年夜饭，守在电视机前。春晚的节目热闹又遥远，充满了一种程式化的喜庆。掏出手机，满屏幕都是拜年信息和各式各样的新闻推送。也就是在这一年，我明显感觉到，世界变了。短视频、自媒体，这些新鲜事物像突然炸开的烟花，把所有人的手机屏幕都映得五光十色。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声音、画面、潮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密度涌到眼前。外面世界的热闹，与我身处的小村落的宁静，形成了奇妙的对照。

我在村里闲晃了一个多月。年过了，开始跟着父母走亲戚。大人们围坐在一起，喝着茶，抽着烟，谈论着庄稼收成、外出打工的见闻、谁家孩子有出息。话语里掺杂着客套、比较和不易察觉的叹息。我大多时候沉默地听着，像一个局外人。

开心的日子总是短暂的。眼看着亲戚朋友陆续再次踏上外出打工的路，我还在家中“待业”。我知道，如果再不出门找点事做，村里人的目光很快就会从关切变成探究，再变成背后的议论。长大了，出过门，才知道“闲”在家里，比在流水线上更需要承受无形的压力。

过完年，我用打工攒下的钱，去城里的电脑店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打折下来，连同一些配件，三千六百多。配置不高，i3的处理器，运行内存也不大。但这已经是我心里惦记了好几年的东西。想起在职校时，班里几个家境好的同学早就有了自己的笔记本，做作业时手指在键盘上敲得飞快。如今，自己花钱把它买回来，算是完成了对过去那个“羡慕别人”的自己的一个交代，一种迟到的、笨拙的补偿。

在家赋闲的日子，起初是放松，渐渐就成了焦虑。吃了睡，睡了吃，时不时还要听父母几句带着担忧的唠叨。心里总像有蚂蚁在爬，想做点什么，却又不知从何下手。想得最多的，竟是“回去读书”。但这个念头一冒出来，自己就先苦笑了。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人生的某些路口，没有返程票。学历，成了心底一根拔不掉的刺，时不时就疼一下。

后来，几经打听，联系上以前职校招生办的老师。在他的建议下，我报考了一个自考大专。再后来，又听说可以“专本套读”，咬咬牙，又报了一个成人本科。于是，那台新买的笔记本电脑，除了偶尔看看电影，最主要的功能变成了登录各种学习平台。我开始在网络的另一端，重新捡起书本。这像是一种自我救赎，微弱，但让我觉得，脚下的路或许还能延伸出去一点点。

2017年2月中旬，过年的气氛彻底淡了。我没有听从家里的安排——跟着去杭州做铁皮工的亲戚，或者去广东的制衣厂。欠人情，寄人篱下，总归不自在。我心里也清楚自己的“懒”和“怕苦”。父亲是泥水匠，从小，一到假期他就想带我去工地，挑砂浆，搬砖头。那种活计，一天下来肩膀红肿，浑身像散了架，火辣辣地疼。我知道父母做这些是为了生计，很累，很伟大。但我心底始终有个声音在抗拒：我不想，也吃不了那样的苦。我只想找一份相对“轻省”点的工作，最好还能离家近些。

隔壁县城似乎机会不多。小地方，除了人情就是关系，我学的这点东西，没有门路，好像也无处施展。仔细想想，竟有些茫然。

临近三月，在家待了两个多月的我，终于坐不住了。在市区找到一家小小的广告宣传店，当学徒。工资很低，一个月两千四，只包一顿中午饭。住处得自己解决。好在专业还算对口，上手快。店里接到活，我就跟着老板和师傅们，去帮商家搭活动的舞台架子，搬沉重的音响设备。没活的时候，就在店里守着电脑，按照模板设计、打印条幅和广告牌。说累，爬上爬下、日晒雨淋的时候是真累；说闲，对着电脑发呆一天的时候也是真闲。

为了方便，我又从积蓄里拿出七千多块，买了一辆燃油助力摩托车。上牌，办证，又花了两三天时间埋头刷“驾考宝典”的题库，跑去考了摩托车驾驶证。当我第一次骑着自己名下的车，穿行在小城街道时，风呼呼掠过耳边，心里竟升起一种奇异的满足感。这是我的第一辆车，虽然它只有两个轮子，虽然它的引擎声音有点吵，但它载着我的，是一段可以自己掌控方向的路。

时间在打印机的吞吐声和摩托车的引擎声里往后推移。广告店里的工作渐渐得心应手，常用的设计软件早已熟练，简单的客户需求，即使老板不在，我也能应付下来。按我有些惰性的脾气，本该挺适应这种安稳。但人心里总有不甘分的角落。

这一年，跟着老板跑业务，接触的人多了些，也鼓起勇气，试着加了几个女孩子的联系方式。二十出头，虚岁二十一了，在家乡的观念里，已不是孩子。看着身边同龄人甚至更小的，都开始谈婚论嫁，一种莫名的紧迫感悄然滋生。工作之余，我大多还是宅着，抱着手机看小说，没什么热闹的社交圈子。恋情，似乎只存在于跟着老板外出干活时，那一点点偶然的接触机会里。

第一次尝试，聊了一个多月微信，感觉话语间有些微妙的暖意。在某个鼓足勇气的晚上，我发出了那条酝酿许久的信息。回复很快，也很直接：“不好意思，我有男朋友了。”我不信，直到对方发来一张亲密的合照。屏幕的光刺得眼睛有些发酸。人生第一次主动，还没开始，就狼狈落幕。为此，我闷闷不乐了两个来月，像个打了败仗的士兵，默默舔舐伤口。

再次生出念头，已是半年后的冷冬。通过一次社区活动，认识了一个女孩。聊了一段时间，感觉不错，便试着邀请她吃饭。她爽快地答应了。那顿饭吃得有些紧张，我搜肠刮肚地找话题。饭后，我们沿着护城河边的马路慢慢走，冬夜的寒风吹着脸，话却断断续续。好几次，表白的话涌到嘴边，心脏咚咚乱跳，最终还是被自己咽了回去。怕被拒绝，怕连现在这样偶尔聊天的关系都失去。

圣诞节快到了。我特意去礼品店，挑了一条看起来暖和的围巾和一条细巧的手链。圣诞夜，我骑着摩托车，在她工作的地方门口徘徊了两个多小时，手里紧紧攥着那个小小的礼品袋。看到她下班走出来，我迎上去，把袋子递给她。她有些惊讶，推拒了几下，最终还是红着脸收下了。我脑子里排练了无数遍的话，在那一刻却像卡住的磁带，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只是笨拙地说：“天冷，围着暖和。”她点点头，说了声谢谢。

回去的路上，摩托车开得很快，冷风像刀子一样刮过脸颊，我却感觉不到太多寒意，心里乱糟糟的，充满了一种模糊的期待和更深的忐忑。到家后，她在微信上客气地道了谢。但不知从哪个环节开始，一切都变了。她的回复渐渐变少，变得简短，约她也总是有各种理由推脱。我明白，有些事，不需要明说。或许是我魅力不够，或许是她本就没那个意思，又或许是我的笨拙和小心翼翼让人退却。年后，她去了深圳。我们的聊天窗口，最终沉寂在通讯录的深处，成了又一个不会再点开的“陌生人”。一段还没真正开始就无疾而终的“恋情”，又这么草草收了场。

为此，我又消沉了两三个月。生活像一潭被石子惊动后又慢慢恢复平静的湖水。我开始告诉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能好好安顿，又拿什么去指望别人的爱呢？日子总得往下过。

也正是在这一年，现实生活平平无奇，网络世界却光怪陆离。工作之余，我刷着那些越来越吸引人的短视频，看着别人精彩或搞笑的生活片段，哈哈一笑，心里却像被投入石子的湖面，涟漪不断。一个念头慢慢萌生：我是不是也能试试？

他们说，写文章，做自媒体能挣钱；剪辑短视频，也能挣钱。网上各种平台层出不穷，教程软件也多得是。抱着“有枣没枣打一杆子”的心态，我也开始偷偷琢磨起来。下载了剪辑软件，注册了账号，试着把平时拍的一些零零碎碎的生活片段拼接起来，配上音乐和几句蹩脚的感想。没人看，也没什么收入，但这个过程本身，像在灰暗的生活墙壁上，悄悄凿开了一个窥见别样光线的小孔。

2017年的日子，就这么数着过，一天，又一天。它不精彩，不充实，甚至有些重复和苍白。但仔细咂摸，酸甜苦辣，各般滋味，竟也默默地占了一半。就像小县城傍晚常有的那种天气，说不上晴朗，也说不上阴沉，只是一片灰蒙蒙的、广阔而沉默的天空，笼罩着炊烟渐起的屋顶，和一条条通向未知远方的、细瘦的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