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知县：第5章 效贡援手，得渡难关。

我追着孙效贡问：“那候补道的夫人受了这等大辱，被姨太们打得披头散发，丢尽了脸面，他反倒得意？这话怎么说？难道就不怕人笑话吗？”

孙效贡端着青花缠枝纹盖碗，指尖在莹润的釉色上慢慢磨着，磨过碗沿那圈淡青色的冰裂纹，像是在琢磨话里的深浅，又像是在掂量官场里的轻重。他沉默片刻，语气冷得像南京深秋清晨的露水，落在人心里发沉：“得意着呢！你当那顿打是白挨的？不过十来天，两封札子就连着送上门——一封委了筹防局提调，管着沿江十几座炮台的粮草器械，那可是肥差，光采买时的回扣就够寻常人家过一辈子；另一封派了山货局会办，握着江南茶笋、桐油的采买权，商贾们想拿到配额，都得围着他转。去年冬天，制台还替他谋了个保举，他本就只有盐运司衔，戴的是青顶子，这一保举，直接换了二品红顶！你说这不是得意，是什么？”

我手里的盖碗猛地晃了晃，碧螺春的嫩芽沉在碗底，溅出的茶水沾在指尖，凉得钻心。“这么说，那位制台大帅，竟是被那夫人……”话没说完，孙效贡突然把盖碗往桌上一扣，“当”的一声脆响，茶水溅出几滴在描金暗纹的桌布上，晕开几个小小的湿痕，像极了官场里说不清道不明的污点。他语气沉得压人，抬手打断我，眼神里带着几分警示：“这话不必往下说。内中暧昧，谁曾亲眼瞧见？咱们何必寻根究底，把舌头伸到督抚衙门里去？你年纪轻，初入世事，还不懂得‘祸从口出’的道理。这些闺阁内外、官场私下的糊涂话，万不可挂在嘴边。不是我信什么拔舌地狱的鬼神之说，是传这些话，旁人听了，只会说你轻薄浮躁，不懂官场的忌讳，往后谁还敢跟你共事？兄弟，你说是不是这个理？”

我脸上一阵发烫，从脸颊一直烧到耳尖，连脖子都热了，才知自己失言，犯了官场里的忌讳。忙低下头，攥着衣角，声音细若蚊蝇地应了声“是”。南京的秋本就凉，这会儿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带着秦淮河的湿气，吹得人后背发寒，连带着心里也凉了半截。沉默半晌，书房里只听得见窗外槐树叶“沙沙”的声响，我定了定神，把之前在元和轮上遇假官做贼的事，细细说给他听——从那满口湖北口音的“知县”总戴着副玳瑁墨晶眼镜，哪怕天阴月黑、舱里点着灯，也不肯摘下来，镜片后的眼睛总透着股闪躲；到半夜里，同舱的广东商人丢了洋银，喊来船上的买办，一起掀了那“知县”的床底，搜出个网篮，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物，竟还藏着两支鸦片烟枪，烟杆上的铜锅锃亮，横七竖八地堆着；再到那“知县”被绑着时，眼镜滑到鼻尖，露出双满是慌乱的眼睛，连说话都磕磕绊绊，一一讲来，连烟筒上沾着的褐色茶渍都没落下。

孙效贡听完，长长叹了口气，眉头皱成个川字，指尖轻轻敲着梨花木桌面，敲得有板有眼，节奏缓慢，像是在数着官场里那些见不得光的猫腻。半晌才开口，语气里满是无奈：“这事说起来，倒也不是纯粹的扮官做贼。那人本就是个候补知县，咸丰年间捐的官，算是老班子了——若不是近年黄河决口，开了郑工捐，捐大八成知县的人挤破了布政使司的大门，压了他的班次，他早该补实缺了。偏去年他在镇江办木厘，为了多征厘金，把木商们逼得走投无路，联名告到省里，藩台动了气，撤了他的差使，还记了大过三次，停委两年。官做不成，手里又没了进项，家里还有老婆孩子要养，便索性做起了偷鸡摸狗的勾当。”

我惊得睁圆了眼，手里的茶碗都忘了端，茶水晃得差点洒出来：“船上的人说，到了码头就把他送岸查办，后来到底怎么处置的？总不能就这么放了吧？”

孙效贡摇头苦笑，拿起盖碗又放下，显然没了喝茶的心思，手指在桌沿上轻轻摩挲着：“还能怎么处置？船到了上海码头，把人送进巡防局，船就开了。那些被偷的赃物，早被各人认回去，没了实证。他到了局里，巧了，那巡防局的委员本是他当年在镇江办厘金时的下属，如今虽升了官，哪敢真办老上司？他倒会装委屈，一进局子就哭诉，只说底下人贪小便宜，偷了客人一根烟筒，被买办仗着洋人势力搜了房，还哭丧着脸问委员‘各位客人丢了东西没？要是没丢，便是天大的误会，可得还我清白’。委员顺水推舟，打了他底下那个跟班几板子，罚了几两银子，这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他顿了顿，指尖在桌沿磨了磨，语气更沉，带着几分告诫：“你初出来闯荡，哪里知道这些人的底细？他何止做贼，在外头赌钱输了就赖账，说‘等我补了实缺就还’；行骗专挑远地来的商人，说能帮着打通关节，拿到官府的采买单子，骗了钱就躲起来；还勾着一群江湖无赖，仗着候补官的身份，在码头一带横行霸道，收保护费，商户们敢怒不敢言。往后你在南京结交人，可得多留个心眼——笑脸相迎的，未必是真心待你；穿着官袍的，未必是清官廉吏。人心隔肚皮，不得不防啊。”

我听得心头发寒，暗忖这官场竟这般浑浊，比家乡的泥水潭还深，稍有不慎就会陷进去。可转念一想，孙效贡待我这般热诚，见我困窘便留我住下，给我安排住处，还细声细气地劝诫，教我官场里的道理，倒比自家父兄还尽心。正想着，孙效贡起身理了理官袍的下摆，把褶皱都抚平，道：“我还有些事要去衙门递牌子，得赶在关衙门前把公文交上去。你且在书房坐会儿，看看书，晚些回来咱们再接着谈。”说罢便推门出去，马蹄袖扫过门槛，带起一阵风，把桌上的书页吹得翻了几页。

我在书房里坐着，拿起孙效贡案头的《大清会典》翻了几页，可满脑子都是他说的那些官场荒唐事，还有伯父吴子仁避而不见的事，根本看不进去。过了约莫一个时辰，管家进来禀报，说厨房备好了晚饭，请我去后堂用饭。饭桌上只有我一个人，管家说孙老爷在衙门还有事，怕是要晚些回来，让我不用等。我胡乱吃了几口，便回了书房，坐在藤椅上，望着窗外的月色，心里乱糟糟的。

次日一早，天刚亮，孙效贡就去了衙门。直到晌午时分，他才回来，进门就把官帽往桌上一搁，红顶子晃了晃，差点掉下来，语气里满是诧异：“奇怪！真是奇怪！这吴子仁，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我见他脸色不对，额头上还有细密的汗珠，忙起身迎上去，递了杯凉茶：“世兄这是怎么了？莫非在衙门里遇上了什么烦心事？”

他接过凉茶，一饮而尽，往交椅上一坐，胸口还在起伏，喘了几口粗气才顺过气：“鼎元，你老实跟我说，你到南京多少天了？”

“算上今天，有十多天了。”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那你去令伯吴子仁的公馆，一共去了几次？”他又问，眼神里带着几分急切。

“约莫七八次吧，几乎天天去，就盼着能见到他。”

“你每次去，都跟门房说过你住哪个客栈、几号房吗？”他往前凑了凑，追问着。

“说了，每次去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就怕家伯回来寻我，找不到地方。”我点头，心里隐隐有些发慌，不知他为何突然问这些。

孙效贡猛地一拍桌子，震得茶盏里的茶水晃了晃，溅出几滴在桌上：“他们始终跟你说，吴子仁出差没回府？一句别的话都没说？”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心里的慌意越来越浓，预感到事情可能不对劲。

他重重叹了口气，往后靠在椅背上，眼神里带着点无奈和惋惜：“你到南京那几天，吴子仁确实出差了，可他只是去六合县会审一个命案，路程不远，三天就回来了！十天前，他又托关系，求藩台给了个通州勘荒的差使，当天接了札子，当天就收拾行李走了——你说他是不是故意躲着你？若真想见你，怎么会连个口信都不留下？”

我像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从头凉到脚，愣在原地，半天说不出话来。吴子仁是父亲的亲哥哥，是我的亲伯父，竟为了躲我，特意找借口出差，连面都不肯见。想起和母亲分别时，还嘱咐我“你伯父是咱们家在南京的靠山，去了南京找他，准没错”，可如今看来，这靠山早就成了冰山，连靠近都不肯让我靠近。

孙效贡见我失神，脸色苍白，知道我心里不好受，便放缓了语气，往前凑了凑，拍了拍我的肩膀：“鼎元，我也不是要挑拨你们叔侄的骨肉情分，只是这事太明显了，怕你蒙在鼓里，还傻傻地天天去等。不过你也别慌，天无绝人之路。我今天见藩台，他说大关的前任委员任期满了，打算让我接办大关的差事，札子一两天就能下来。我那里正好缺个贴心的帮手，你就来帮我做书启，写些往来的公文、书信；再在帐房挂个名——帐房先生是藩台荐的人，我不好驳他的面子，可你是我同窗，他总得分你些好处。书启的薪水虽不算多，一个月八两银子，两处加起来，一个月也有十二三两，足够你在南京立足了，还能寄些钱回家给尊堂。”

我连忙起身道谢，声音都有些发颤，话都说不利索：“效贡兄，你这般帮我，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他却摆手，笑得恳切，眼神里满是真诚：“都是同窗，何必说这些见外的话？当年在扬州学堂，你总帮我抄录功课，我还没谢你呢。吴子仁的事，咱们慢慢再说，他总不能一辈子不回南京，总有见面的时候。对了，你到南京后，给家里寄过家信吗？尊堂在家，肯定很惦记你。”

我脸上一红，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只在上海寄过一封，说我平安到了上海，很快就去南京。到了南京后，还没寄过——本想见过家伯，取了钱庄的利息，一起寄回去，让母亲放心，谁知……”说到最后，声音低了下去，心里满是愧疚。

孙效贡皱起眉头，手指在桌上轻轻敲了敲，带着点责备的语气：“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尊堂在家，指不定天天盼着你的信，吃不下睡不着，你这一拖，不是让她揪心吗？这样，你现在就去书房写封信，我借你五十两银子，一起寄回去。信里别提借钱的事，也别提没见着吴子仁的事，只说你在南京一切安好，已经寻了差事，先寄回五十两家用，后续安定了再寄，省得你母亲着急上火。”

我心里感激不已，眼眶都有些发热，连忙应下，转身就去书房写了信。照着孙效贡的嘱咐，信里只说我在南京一切顺利，承蒙朋友关照，寻了个差事，薪水够用，先寄回五十两银子补贴家用，让母亲不用惦记，绝口不提半句不顺心的事，也没提伯父避而不见的事。

次日一早，孙效贡打发家人回乡下接他母亲来南京同住，顺带把我的信和五十两银子一起送到信局，托他们寄回扬州老家。又过了几天，接办大关的札子下来了，孙效贡拿着札子给我看，红底黑字，盖着江宁藩台的朱红大印，上面写着“委孙效贡署理江宁大关委员，钦此”。他笑着说，大关在长江边上，离城里远，天天往返不便，让我仍住在他公馆里，帮着照应内外的琐事，三五天去关里一趟就行，书启的事在家也能办，不用来回奔波。我自然满口应下，只觉得自己运气好，遇上孙效贡这样的贵人，不然在南京城，真不知该如何立足。

接下来的几日，孙效贡忙着去大关交接差事，每天早出晚归，回来后还会跟我讲些大关的事——大关主要管着长江沿岸的商船征税，每天往来的船只很多，事务繁杂，不过油水也足。他还说，等过段时间，交接完了，就带我去大关熟悉熟悉，认识些人，往后办事也方便。我一边帮他处理书启的事，写些公文，一边盼着能早点去大关看看，心里对未来也多了几分期待。

这天傍晚，孙效贡回来得比往常早，还带回了一个好消息——他跟藩台提了我的事，藩台答应，等我熟悉了书启的工作，就给我补个“从九品”的衔，虽然官阶不高，可也是个正经的功名，往后办事也名正言顺。我听了，心里更是感激，觉得自己遇上孙效贡，真是天大的幸事，不然真不知要在南京城受多少苦。

夜里，我躺在书房的榻上，想着这些日子的遭遇，从最初的茫然无助，到如今有了住处，有了差事，还有了盼头，心里百感交集。若不是遇上孙效贡，我真不知这南京城该如何待下去。可一想到伯父吴子仁，心里还是有些难受，不知他为何要这般避着我，难道骨肉亲情，还抵不过那点银子吗？

正想着，窗外传来几声虫鸣，混着远处秦淮河上画舫的歌声，隐隐约约的。我翻了个身，心里暗暗下定决心，往后一定要好好做事，不辜负孙效贡的信任，也让母亲放心，至于伯父的事，就先放一放，等以后有机会，再找他问个明白。

等孙效贡到差，我跟着去大关看过一回。大关在秦淮河入江口，风裹着江腥气，码头上的脚夫扛着货来回跑，帐房里的算盘声噼里啪啦，倒像是官场里的算计，没个停。此后三五天去一次，平日里就在公馆料理书信，有些应酬的虚套信，我斟酌着回了，孙效贡看了也没说什么，只点头道“妥帖”，两人倒更相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