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知县：第13章 大清租界，西洋为尊。

大关外忽起喧嚷，原是扦子手从漕粮船中查出广东洋布私货。众差役为争头功讨赏，各执一词吵得沸反盈天，皆往关内奔。武叙工在房内听得动静，顾不得与我多谈，揣了印信便往外走。

我立在窗前观其行事：先命人将船家拉至一旁讯问，又亲自上船点货。一包包洋布从漕粮堆里翻出，码在岸边如小山般。随后唤书吏录供词，船家哭丧着脸辩解，只称帮人带货不知是私货，武叙工却不依不饶，非要他供出货主姓名，一来二去，耽搁了许久。

我在他房内久候，起初翻桌上《海国图志》解闷。然书中满是西洋地理、器械记载，文字晦涩，读了几页便觉枯燥。抬眼望窗外，日头已西斜，金色余晖透过窗棂，在青砖地上投下长影。

心中不由犯急：南京城门规矩严，天一擦黑便关。若误了时辰，只得绕远走水门。那水门偏僻，常有光棍无赖出没，守军亦需塞银才放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遂向武叙工随从告辞，先回孙公馆。

此后六七日，倒无要紧事。孙效贡在大关忙得脚不沾地，偶回公馆亦是深夜，倒头便睡，次日天不亮又匆匆离去。我在公馆帮他写应酬信：有给同僚的问候信、乡绅的答谢信，还有上司家眷的贺寿信。笔墨纸砚置书房大案，案头放一小碟朱砂供盖印。偶尔去关上送公文，武叙工总要拉我闲聊，说些洋场新鲜事，日子倒也清静。

这日，我刚写好孙效贡交代的商号回信，内容无非核对关税、约定交货日期，字迹力求工整。正欲装信封贴邮票送关上去，老家人孙福送来油纸封条子，上盖伯父私章。

拆开见是伯父字迹，笔锋遒劲，言其已从上海回来，诸事完毕，叫我即刻去他公馆，有要事吩咐。我心中一喜，将信袖好，交代孙福几句便出门，在巷口雇了匹温顺的枣红快马，往伯父公馆去。

伯父公馆在城南，是三进宅院。门口挂“吴府”与“诰封奉直大夫”两块匾额，石狮子擦得锃亮，透着气派。我下马递银给马夫让其等候，上前敲门。

开门的年轻小厮见我一愣，随即通报。不多时，伯父亲自迎出，身着藏青色绸缎长衫，系着玉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面带笑意，精神十足。

见了我，伯父拉着我的手上下打量，满是关切：“鼎元，你来了几日？前阵子我去上海办商事，公馆没人识你。幸而听孙效贡说你在南京，他照看着你——住他那里便当吗？若不便，不如搬来我这，也好有个照应，家里人多也热闹。”

我忙道：“伯父放心，住孙公馆很便当。效贡兄待我如亲兄弟，他的老太太、夫人也待我像自家人，饮食起居照料妥帖，三餐有鱼有肉，被褥干净，侄儿满心感激。”

伯父却皱眉沉脸：“话虽如此，终究打搅人家不便。孙效贡未满三十，夫人亦年轻，你在他家住着，常见吗？你虽看着像孩子，却也十五六岁了，男女嫌疑总要避，免得遭人闲话。还是搬来我这，住自家公馆自在。”

我道：“伯父不知，效贡兄得大关差使后事务繁忙，不常回公馆。他放心不下家中老小，托我照应家事、处理琐事，此时搬离，恐辜负他信任。”

这话未说完，伯父便笑了，嘴角撇着不以为然：“他倒放心，把家托给你这孩子？你年纪轻、涉世浅，能处理什么事？别到时候帮倒忙还落埋怨。”

我急切补充：“侄儿虽年轻，却也只是代他看家，日常照看书房、传消息罢了。他三五日回一次，有事可商量。且他书启之事，也让我帮忙，写些回信、禀帖，都是笔墨活，侄儿应付得来。”

伯父顿时吃惊，身子前倾，眼睛瞪大：“你竟帮他办书启？鼎元，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书启是官场要紧事，一字一句关乎体面前程，你办得来？若写错字、用错典故、语气不当，传到上司耳中，可不是小事！”

“伯父多虑了，不过写几封信，没什么办不来的。”我语气轻松，心中却有几分得意——这些日子帮孙效贡写了不少信，已有经验。

伯父仍不放心，眉头皱得更紧：“给上司的禀帖，夹单、双红的讲究你懂吗？字句要对仗工整、语气恭谨，半分差错都不能有，哪那么容易？我当年刚入朝堂，给官府写信都要请先生斟酌半天，你倒敢轻易应承。”

我年轻气盛，忍不住反驳：“这不过是骈四俪六的功夫，只要字面工整、用些吉祥典故，即便有些不接气，上司事务繁多也未必细究。反倒比写文章容易，文章还要讲立意章法，这些官场文书都是套路。”

伯父沉下脸，语气严厉：“小孩子有多大本事，敢说这话！你在家读了几年书？不回去准备科举求功名、光宗耀祖，倒来混官场俗务？这些俗务看着简单，实则复杂，一不小心就惹祸上身，你懂什么！”

我也来了脾气，声音微提：“各人脾气不同。侄儿本就不指望科举，作八股文拘束得很，没什么意思。反倒喜欢作策论、词章，能抒发己见、陶写性情，比死记硬背强。”

伯父还想再劝，穿青布衣裙的丫头掀帘而出，垂手侍立轻声道：“老爷，太太请侄少爷进去，备了点心请尝尝。”伯父遂住口，领我往内院见伯母。

伯母住上房，房内布置雅致。靠窗设梳妆台，摆着菱花镜与胭脂水粉；墙上挂名家仕女图，笔触细腻。伯母穿粉色绸缎旗袍，发髻插金簪，见我进来，忙起身拉着我的手细打量，笑言：“侄少爷，前回我来南京，你伯父正好出差，我虽为至亲却未见过你，今日一见，果然一表人才。南京‘南京拐子’出名，光棍多，我一个女流怕认错人不敢接，后来听说有孙姓朋友照你，才放了心。你身子可好？出门时你母亲硬朗吗？自你祖老太爷过世，你母亲送灵回乡，我们妯娌便没见了，算来快二十年，时间真快。你打算何时回去？也好让你母亲放心。”

我尚未开口，伯父先道：“孙效贡请他做书启帮着处理公务，一时回不去，还得在南京待些日子。”

伯母喜道：“那再好不过！出门在外，见同乡都亲，何况自家人。侄少爷，孙效贡给你多少束脩？办书启是正经差事，工钱定不少，你也能攒些银子日后用。”

我本想说“借了效贡兄五十两银子寄家，怕从束脩里扣还”，话到嘴边又咽回——这事当着伯父伯母说实在丢人，终究是借人银子，便改口：“还没支过。虽办了个把月事，可我在孙公馆食宿不花钱，没什么用钱处，就没提束脩，等将来再说。”

伯父点头，又问：“你此刻有事吗？没事便多坐会儿，陪我聊聊上海商事。”

“回伯父，侄儿要去关上传几封信，是效贡兄交代的，耽误不得，怕误了时辰。”我答着，目光不自觉望向门口，心里还记挂着送信的事。

“那你先去，正事要紧。”伯父挥挥手，语气缓和些，“明日早起再来，我有话对你说——关于你日后的打算，咱们得好好商量。”

我连忙向伯父伯母告辞，转身出公馆，翻身上马，催着枣红马往大关去。一路风吹过耳畔，心中却想着明日伯父要说的“日后打算”，竟有些捉摸不透，不知他会如何安排。

到了关上，先去孙效贡的签押房，却见房门锁着，铜锁上挂着一把大钥匙，显然是没人在。我便转身去武叙工房里坐，武叙工正在伏案写公文，见我进来，连忙放下笔，笑着招呼：“鼎元来了，快坐，刚泡的龙井，还热着呢。”说着，给我倒了杯茶。

我接过茶，喝了一口，茶香浓郁，问道：“叙工兄，可知效贡兄去何处了？我来送几封信，他的签押房锁着。”

武叙工压低声音，凑近我，神秘兮兮地说：“效贡兄回公馆去了，说是家里有点事，具体甚么事，他也没说。不过我听他的随从说，昨日公馆里丢了东西，问他是甚么，他却不肯说——许是怕传出去失了体面，毕竟是官宦人家，丢了东西不是小事。”说着，他从抽屉里取过一迭报纸，翻了翻，检出一张《沪报》给我：“对了，你看，前几天你作的那首《戍妇词》，登出来了，版面还不小呢，标题写着‘扬州名士吴鼎元大作’，你可成了名人了。”

我接过报纸一看，果然，第三版的诗栏里，印着我的那首《戍妇词》，字迹是铅印的，虽不算清晰，却能看清每一个字。我又惊又窘，脸都红了，连忙说：“这一定是阁下寄去的，何必呢！不过是首随口吟的小诗，登在报上，岂不是让人笑话？”

武叙工笑了，拍了拍我的肩膀：“明远，你太谦虚了。这么好的作品，情真意切，比那些洋场上的斗方名士写的强多了，让大家看看也好，也让他们知道，甚么才是真正的好诗。今天没事，咱们拟个题目，比如‘秦淮秋景’，再作两首？也好让我学习学习。”

我摇了摇头，语气带着几分无奈：“这会真没兴致，而且在你面前作诗词，岂不是班门弄斧？叙工兄见多识广，诗词功底定然深厚，侄儿怎敢班门弄斧？还是闲谈谈罢——对了，那天说的那位总巡的小姐，还没说完，后来到底怎样了？那轿班找到了吗？总巡有没有再为难他们？”

武叙工拍了拍肚子，哈哈大笑：“你倒爱听这些故事，是个急性子。好好，请我一顿酒，我就多给你说些，我这肚子里，藏的故事可不少，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我连忙应承：“好说，好说，几时拿了束脩，一定请你去秦淮河畔的‘醉仙楼’，好好喝几杯，只求你先把那事说完，不然我心里总挂着，坐立不安。”

武叙工道：“罢了，看你这么心急，我就先告诉你。昨天刚发了薪水，你的薪水，效贡兄已经拿进城了，说是给你带回去，你也不用急着请我。那总巡太太叫大舅子去嘉定寻轿班，一寻就寻着了，你猜怎么着？那轿班竟剃了头发做和尚了！原来他怕总巡派人抓他，就躲到了一座庙里，找老和尚剃度当了和尚，想着这样就能躲过一劫。大舅子好说歹说，又许了他不少好处，才说动他还俗，回上海养了几个月头发，总巡太太也不管总巡愿意不愿意，硬把女儿许给了他，还说‘女儿既然喜欢，就随她的意’。又拿自己的私房钱，托人给女婿捐了个把总，还逼着总巡给女婿谋差事。那总巡是个惧内的，不敢违逆太太的话，就托关系给女婿谋了个看城门的差——你可别小看这看城门的差，‘东洋照会’的出息可不少呢，比当轿班强多了。这事就算完了，后来那总巡也没再找他们麻烦，毕竟是自己的女婿，再闹下去，丢的也是自己的脸。”

我听得津津有味，又问：“‘东洋照会’是甚么？我可不懂，得请教你。这名字听着怪新鲜的，难不成是跟外国人有关？”

武叙工笑道：“你猜得没错，这是上海的土话。晚上关了城门，按规矩，只有有公事的人出进，得有官府发的照会或对牌才能开门。可上海不一样，只要给一角小洋钱，守门的兵丁就愿意开门。又不好明着说送钱，嘴里仍说‘要照会’，等看门的走到门里，就把洋钱从门缝里递进去，马上就开门。因为上海通行日本小洋钱，比咱们的铜钱值钱，所以就叫‘东洋照会’。那些商人、赌徒，晚上回来晚了，都靠这个进门，守门的兵丁也靠这个赚外快，彼此心照不宣。”

我这才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又催道：“叙工兄，你说故事多，再讲些听听，最好是官场里的事，我也多学学，将来也好应对。”

武叙工道：“没头没脑的，我从哪儿说起？得偶然提到某个地方、某个人，我才想得起来，不然就像大海捞针一样。”

“你就想上海官场或外国人的事，总有能说的。比如某个官员的趣事，或是外国人跟中国人发生的冲突，都行。”我不依不饶，缠着他继续说。

武叙工被缠不过，低头想了半天，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忽然眼睛一亮：“哦，有了！就说个把总的故事，也算跟方才的轿班凑个趣，都是吃官饭的，境遇却大不相同。”

我连忙坐直身子，聚精会神地听：“叙工兄，快说，我听着呢。”

武叙工清了清嗓子，缓缓道：“有个把总，姓袁，叫袁志，是广西人，在吴淞的营里当差，一个月就几两银子，勉强够糊口。有一回，不知怎么得罪了哨官——那哨官是个守备，姓温，为人刻薄，心胸狭窄。袁志不过是在操练时迟了一步，温守备就怀恨在心，在营官面前说了他一大通坏话，说他‘目无军纪’‘懈怠职守’，营官信了一面之词，也不调查，就把他的差事撤了。袁志没了生计，在吴淞待不下去，就流落到上海，恰好巡捕房招巡捕，要求会点武艺，袁志在营里练过几年功夫，便投了充，当了巡捕，每月有十元八元的工食，倒也跟在营里差不多，

“有一天冤家路窄，那个守备不知为甚么来上海，在马路上大声叫‘东洋车’。被他看见了，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明。他正想寻守备的事，见守备大呼小叫，就走上去，用手里的木棍在守备身上狠狠打了两下，大喝道：‘你懂租界的规矩么？在这里大呼小叫，不怕吃外国官司？’”

“守备回头一看是他，也火了：‘甚么规矩！你不会好好说，怎么就动手打人？’巡捕道：‘你再敢说，就把你拖到巡捕房去！’守备道：‘我又没犯法，去巡捕房怕甚么！’巡捕上前一把揪住他的辫子，就要拖走。守备挣扎了几下，巡捕就趁势把自己的号衣撕破一块，一路上拖着守备走，还把守备的长衫剥下来摔在路旁。”

“到了巡捕房，他只说‘守备在马路小便，我去禁止，他就打我，还撕破我的号衣’。守备要分辩，一个外国人过来，不分青红皂白打了他两个巴掌——外国人不懂中国话，又信巡捕的话，哪里听得进他的辩解？不由分说就把他关了起来。”

“偏偏第二天是礼拜，第三天又是皇上万寿，会审公堂停审，他白白在巡捕房关了几天。好不容易盼到开审，他满以为公堂上有中国官，能说清原委，谁知上了堂，那巡捕先把谎话再说一遍，还指着撕破的号衣作证。堂上的中国官一句不问，就判了他打一百板、押十四天。他还要伸说，差人已经把他拉下去，送到班房里。”

“他还想‘说打一百板，许是做做样子’，谁知下午三点钟，差人又把他拖到堂上，劈劈拍拍真打了一百板，打得鲜血淋漓，接着就上了手铐，押回巡捕房监禁。足足关了十四天，又带到公堂过了一堂，才放出来。你说这巡捕的气焰，可怕不可怕？”

我气道：“外国人不懂中国话，受了他的骗也就罢了。那公堂上的中国官，怎么也不问个明白，就胡乱判断？”

武叙工叹了口气：“这里面有两层道理。一层是上海租界的官司，除了天大的事，其余打架细故，非但不问被告，连原告也不问，只信包探、巡捕的话——他们总以为这些人是办公的，一定公正，哪里知道有这前情后节？”

“另一层更要紧——会审公堂的华官，虽说担着‘会审’的名，其实就是个木偶。见了外国人就怕，生怕得罪了外国人，被上司撤差，砸了饭碗。平日问案，外国人说甚么就是甚么，巡捕是外国人用的，他们见了巡捕都要让三分，何况这回巡捕是原告，自然要向着巡捕了。”

我还想再问，外面有人送条子来，是孙效贡打发人来的，说“有要事商量，叫我即刻进城”。我只得别过武叙工，匆匆骑马往城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