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知县：第12章 浮华场上，尚有真情。

却说那声“好睡”入耳时，我尚在蒙胧间，只觉晨光已透过窗棂，在帐上织了层淡金纹路。帐子是苏绣的缠枝莲纹样，丝线在晨光里泛着柔润的光泽，连带着帐外的声响都隔了层暖意。睁眼一看，孙效贡正立在床前，青缎便袍的下摆沾了点朝露的潮气——想来是刚从院上回来。他身形微胖，立在那里倒像尊稳实的弥勒，只是眉宇间藏着几分官场打磨出的沉稳。手里捏着本折角的《大清会典》，蓝布封皮已被摩挲得泛白，指尖还在“漕运”那一页轻轻摩挲，见我醒了，便把书搁在案头，案上的白瓷笔洗里还浸着两支狼毫，他笑道：“这一觉睡得沉，我清晨出去时，见你气息匀净，鼻息间还带着点少年人的轻浅，没敢惊动；如今从藩台衙门回来，你竟还没起，是昨夜作诗费了神？”

我忙披衣起身，锦缎夹袄的领口还带着被窝里的暖意，随手拢了拢散乱的发髻。案上的端砚还凝着半池残墨，墨色已有些发灰，想来是昨夜磨的墨没用尽，被夜风晾了大半宿。昨夜写的《戍妇词》摊在那里，宣纸是上等的连四纸，纸角被穿堂风卷得微微翘起，边角处还沾了点墨渍，像是不小心蹭上的。“作诗倒不费神，”我指着那诗稿，指尖划过“雁字回时人未归”那句，纸页的触感细腻绵软，“只是念着家里的事，母亲前儿来信说咳嗽又犯了，夜里总睡不安稳，我想着这些，直到天快亮才合眼。”话音刚落，目光扫过诗稿，却见上面密密麻麻圈了不少朱圈，朱色鲜亮，像是刚圈上去没多久，末了还有一行小楷，字迹清隽，带着点柳体的风骨：“缠绵悱恻，哀艳绝伦，读之令人泪下。”我不禁失笑，拿起诗稿在手里轻轻拍了拍：“效贡兄怎的还做这少年气的事？这般胡诌的句子，不过是我夜里胡思乱想写下来的，你该替我改改才是，反倒圈了这许多，传出去要让人笑话的。”

孙效贡端起案头的凉茶，茶盏是青花的，上面绘着浅淡的山水，他抿了一口，眉头微微皱了皱，想来是茶凉了，才缓缓道：“你我之间，何须说‘改’字？诗这东西，贵在一个‘真’字——你笔下的思亲意，藏在‘独对孤灯’的句子里，藏在‘陇头流水不归程’的叹息里，比直写‘想娘’要深三分。我若是改一个字，倒破了这层意思，反倒不美了。”他顿了顿，伸手从案上取过一支笔，笔尖蘸了点残墨，却没在诗稿上动，只是指尖划过诗稿上的“归程”二字，语气里带了点怅然：“我自入仕这几年，在藩台衙门里天天对着漕粮、关税的册子，案牍劳形，早把年少时的诗兴磨没了。前儿整理旧物，见着当年在江南贡院考举时写的诗稿，竟有些认不出自己的笔迹了。你既有这份兴致，日后倒可约上两三个懂行的，比如署里的李师爷，他早年也是个秀才，诗写得不错，咱们煮茶唱和，也算是在这官场里寻一点清趣，免得被俗事磨得没了半点斯文气。”

“我正有此意。”我想起昨夜看的报，那报是上海来的《申报》，纸页比寻常的书纸要薄些，上面还带着点油墨的气味，“昨日见上海来的《申报》，后幅刊了不少诗，有写山水的，有写闺情的，字迹印得虽不算清楚，倒也能看明白。我想着把这《戍妇词》也寄去，若是能刻在报上，也算留个念想，日后回了杭州，拿给母亲看，她也能知道我在南京没闲着。”

孙效贡闻言，却摇了摇头，从案头的纸堆里翻出那叠报来，报纸被叠得整整齐齐，边角都压得平展，他指尖点着上面的艳体诗，那些诗句多是“红袖添香”“柳絮纷飞”之类的句子，语气里带了点通透的冷意：“这报馆的诗栏，如今早成了名利场的幌子，你何必去凑这个热闹？上海那班斗方名士，找两个报馆主笔搭了线，天天送些‘柳絮因风舞’‘桃花带雨开’的句子去登报，登得多了，便自诩‘李杜重生’‘苏黄再世’。旁人见报上常印他的名字，见面时随口说句‘久仰大名’，他便真当自己名满天下了，走路都带着三分傲气。更有甚者，有些市侩商人，识不得几个字，却羡煞这‘诗翁’的名头，觉得有了这名号，脸上便有光，竟出钱请穷名士代笔，一角洋钱一首绝句，两角一首律诗，登了报之后，便敢在酒桌上摇头晃脑地吟哦，仿佛自己也沾了文气，其实连平仄都分不清，闹了不少笑话。”

我端起案头的凉茶，也抿了一口，凉意顺着喉咙滑下去，笑道：“效贡兄待人向来宽厚，见了乞丐都要给两个铜钱，怎的说起这些人，倒带了些刻薄？莫不是先前被这些人怠慢过？”

“不是我刻薄，是前年进京路过上海，遇着个报馆主笔，姓夏名绘色，是他亲口跟我说的。”孙效贡从抽屉里取出一把湘妃竹柄的团扇，扇柄上的斑点疏密有致，像是天然的水墨图，他递到我手里，扇面是素色的绢，摸起来光滑细腻，“这夏绘色最会‘绘声绘色’地说这些趣事，他说那班人还有更可笑的——报上题画诗多，你道那些题诗的人真会画？大半是请人代笔作画，自己在上面题两句歪诗，再印个‘仿单’，说是什么‘名士真迹’，画一把扇子要一两洋钱，给代画的匠人不过两三角，这利差，比做绸缎生意还厚。有个姓陈的商人，花了十两银子买了幅‘名士山水’，拿去给懂画的人看，人家说那画是苏州一个小画匠画的，最多值五钱银子，气得那商人把画烧了，还去报馆闹了一场，最后也没讨回公道。”

“还有更荒唐的，”他见我捧着扇子发愣，手指在扇面上轻轻敲了敲，又道，“上海有两个画匠，画得还算工整，花鸟鱼虫都画得有模有样，偏要学文人题诗，自己又没那才情，便求人设了稿子，抄在画上。后来稿子积多了，也记不清哪首诗配哪幅画，便随便画张梅花，抄首题桃花的诗；画个美人，却抄钟馗的句子，还在旁边写着‘录旧作补白’，自以为高明，其实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是胡闹。你看你手里这把扇，便是我去年托人在上海求的，花了一块洋钱润笔，说是‘名士亲绘亲题’，你瞧瞧上面的诗，再看看画，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我低头看那扇子，一面是淡墨水竹，竹枝苍劲，竹叶疏密得当，竹下立着个美人，穿着素色的衣裙，手里执扇，扇面用花青烘了轮残月，月色朦胧，倒有几分清雅的意境，画笔确实还算雅致；另一面却写着四句诗：“隔帘秋色静中看，欲出篱边怯薄寒。隐士风流思妇泪，将来收拾到毫端。”诗句读起来还算通顺，只是与那墨竹美人图半点不搭，末了还钤个一寸见方的篆印，刻着“画宗吴道子，诗学李青莲”，口气大得吓人。我忍不住笑出声，手里的扇子轻轻晃了晃，带来一阵凉风：“这诗与画，竟是风马牛不相及！画的是春夜美人，诗里说的是秋日隐士，这题诗的人莫不是闭着眼睛抄的？”

“可不是么？”孙效贡也笑，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了，“这画匠许是抄诗时没看稿子，只图省事，抓起一首就抄，哪管配不配。你如今信了？不是我故意形容他们不堪，是这洋场上的虚浮风气，本就如此。人人都想往‘名士’堆里钻，觉得沾了‘文气’就能抬高身价，却不知反倒丢了斯文，成了旁人的笑柄。”

说话间，院外传来家人孙福的声音，他嗓门洪亮，隔着窗纸都听得清清楚楚：“老爷，少爷，饭已备好了，摆在东厢房的八仙桌上呢。”我看了眼窗外的日头，晨光已斜斜地照进屋里，落在地上形成长长的光斑，才惊觉已近巳时：“不过聊了几句，怎的这般快？我还以为刚过辰时呢。”孙效贡起身伸了个懒腰，青缎便袍的衣角扫过案头的纸堆，带起几片碎纸：“你起得迟了，再耽搁，等会儿去大关办差，怕是要误了午时的公事。”我连忙应着，快步走到脸盆架前，盆里的水还是温的，想来是孙福刚换的，我用毛巾沾了水，胡乱擦了把脸，又漱了口，两人一前一后往东厢房去。

东厢房的八仙桌上已摆好了饭菜，四菜一汤，都是家常的口味：一盘炒青菜，绿油油的看着新鲜；一盘红烧肉，色泽红亮，香气扑鼻；一盘酱鸭，是南京的特色，肉质紧实；还有一盘凉拌木耳，清爽可口；中间是一碗冬瓜排骨汤，汤面上飘着几点油花。两人对坐吃饭，席间不过谈些藩台衙门的琐碎事，比如某县的漕粮催缴得不顺，县令来了三趟藩台衙门，求着孙效贡帮忙通融；某商的关税核验出了问题，说是货物的数量与申报的不符，吵着要重新核验，都是些官场寻常事。孙效贡吃着饭，还不忘叮嘱我：“你在南京待着，若是闷了，便去秦淮河逛逛，或是去夫子庙看看，只是别跟不三不四的人打交道，这地方鱼龙混杂，小心吃了亏。”我一一应着，心里暖烘烘的。

饭罢，孙效贡回房换了官袍，石青色的缎面，胸前绣着补子，上面是鹭鸶的图案，他又在腰间系了玉带，戴上顶戴，瞬间就没了方才的随和，多了几分官场的威严。他叫人取来文书，厚厚一叠，都用绳子捆着，由孙福提着，便带着文书往大关去了。临走前，还不忘回头叮嘱我：“若是伯父有信来，便先收着，等我回来再说。”

记事文章，向来是有事则详，无事则略。这七八日里，我倒也没闲着，白日里要么在孙公馆的书房里看书，孙效贡的书房藏书颇丰，从经史子集到杂记野史，应有尽有；要么就去附近的街道逛逛，看看南京的市井风光，尝些当地的小吃，比如鸭血粉丝汤、牛肉锅贴，味道都十分地道。夜里便在灯下写些小诗，或是给家里写信，说说在南京的见闻。不觉间，七八日过去，这天清晨，孙福拿着一封信进来，信封上的字迹是伯父的，我心里一喜，忙接过信，拆开一看，伯父的回信终于到了。

信是用东昌纸写的，纸张厚实，带着点淡淡的竹香，伯父的字迹遒劲有力，带着点颜体的浑厚，信里说已知我在南京，“不胜慰悦，吾侄在外，能得孙公照拂，实乃幸事”，又说近日要往上海办些商事，“洋行里的货需亲自去查验，旬日可返”，叫我在孙公馆安心等候，莫要四处乱跑，免得让人担心。我得了信，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先前还怕伯父找不到我，如今知道他旬日便回，总算放了心，便揣着信往大关去，想给孙效贡说知，让他也放心。

大关是南京的关税衙门，门口站着两个差役，穿着青色的号服，腰间佩着刀，见了我，认得是孙效贡的世侄，便客气地放行。进了衙门，穿过前院，往孙效贡的书房去，刚到门口，就听见里面有说话声。推门进去，先见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人坐在案前，长衫洗得有些发白，却浆洗得干干净净，他手里翻着本《海国图志》，书页上写满了批注，见我进来，便起身拱手，动作利落，看着像是个爽快人。孙效贡忙从椅子上站起来，笑着介绍：“这位是督扦司事武叙工兄，上海人，在大关办差多年，最是熟稔洋场掌故，什么新鲜事都知道；这位便是我常说的，从苏州来的世侄，名叫吴鼎元，年纪虽轻，却极爱读书，诗也写得好。”我与武叙工重新见礼，他握着我的手，力道适中，笑容爽朗：“早听效贡兄说你会作诗，如今见了面，倒要讨教讨教，我虽不懂诗，却爱听人念诗，觉得那调调儿好听。”

我笑着推辞了几句，想起前几日孙效贡说的报馆诗坛的事，便把这话提了，想问问武叙工，上海的报馆是不是真的这般荒唐。武叙工闻言，放下手里的《海国图志》，从案上取过茶盏，茶盏是粗瓷的，上面有些细小的裂纹，他端起茶盏，吹了吹浮在水面的茶叶，叹了口气：“效贡兄说的是实情，半点不假。上海这地方，是‘华洋杂处’，也是‘虚实混杂’——你在上海待过，见过女子上茶馆吃茶，与男子笑谑的景象么？”

我点头，想起前几年路过上海的情景，那时候还是跟着父亲去办货，寄家信时路过一家茶馆，里面人声鼎沸：“前几年过上海，寄家信时路过一家茶馆，名叫‘悦来茶馆’，见里面男女混坐，还有些女子涂脂抹粉，脸上的粉厚得像刮了层腻子，与茶客打情骂俏，说些荤段子，周围的人还跟着起哄，我看着实在不像话，便赶紧走了，不知是甚么讲究。”

“那些女子，有个名目，叫‘野鸡’，便是流娼；也有良家女子，跟着风气学坏的，觉得这样才算时髦。”武叙工端起茶盏，喝了口茶，语气里带了点无奈，“从前上海城里，女子上茶馆、酒楼是常事，后来被一位总巡禁了，外面都说是‘整顿风俗’，实则内里藏着桩丑事，说出来能让人笑掉大牙。”

我好奇道：“这禁革风俗，本是好事，怎的成了丑事？难不成这里面还有什么猫腻？”

“这位总巡，姓赵名得钱，原是南货店里的学徒，卖糖、卖枣子出身，不知走了甚么门路，托人给道台大人送了厚礼，混进了官场，先做上海西门巡防局委员，后来又花了银子，升了总巡，掌管着上海的巡防事宜。”武叙工的声音压得低了些，凑近我，像是怕被旁人听见，“他有个小老婆，是从窑子里赎出来的，长得有几分姿色，却性子刚烈，前两年受了他的气——听说他又看上了别的女人，要把小老婆赶出家门，那小老婆气不过，便吞生鸦片死了。他恼得发狂，却不敢怪自己，便把管辖地段的烟馆全禁了——外面看是‘禁烟德政’，实则是泄私愤，觉得是烟馆害了他的小老婆。至于禁妇女吃茶，更荒唐：他有个女儿，名叫素娥，二十岁还没出嫁，长得倒还算周正，就是性子野，天天跑到城隍庙里的茶馆吃茶，跟那些茶客闲聊，他从来不管，觉得女儿活泼些没什么。直到有一天，女儿不见了，家里人翻遍了公馆，都说没出大门，查来查去，才知道他公馆靠城脚，后面有个晒台，晒台紧挨着城头，城头不高，女儿是搭了块木板，从城头跑的。”

“跑去哪里了？总不会是跟人私奔了吧？”我追问，心里越发好奇，这赵总巡的家事，倒比戏文还热闹。

“巧就巧在，那天他公馆的一个来自嘉定县的轿班，姓杨名改之，也不见了。”武叙工冷笑一声，嘴角撇了撇，露出几分不屑，“他这才明白过来，女儿是跟轿班跑的。他忙写信给嘉定县，说轿班‘拐带丫头’，把人捉了。谁知女儿被捉回来，寻死觅活，三天不吃饭。他那位太太疼女儿，暗暗叫大舅子再去嘉定，求县尊放了轿班。大舅子跑了两天，回来却说，那轿班投在一家乡绅门下，嘉定乡绅权大势大，地方官都仰仗他们，轿班没受半点刑，就被乡绅拿片子要走了。”

我听得目瞪口呆：“这总巡禁妇女吃茶，竟是怕再出女儿这样的事？”

“可不是‘贼去关门’么？”武叙工刚说完，忽听得外面一阵喧哗，夹杂着家人的吆喝声，两个差役模样的人跌跌撞撞跑进来，脸色煞白，一句话没说完整，就把武叙工的话头打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