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风雪那年路：第4章 独自讨债

10月份，天气渐渐转凉，早晚已有了明显的寒意，路边的梧桐树叶子开始泛黄、飘落，铺满了矿区的小路。厂长突然找我，让我独自去邻近县城讨债。对方是一家商场的郑经理，欠了厂里两万多块货款，拖了大半年，几次催讨都无果。“你去跑一趟，住一晚再回来，能要回多少是多少，不用有压力。”厂长的语气里似乎对我此行没抱太大期望，眼神里却带着几分期许，我心里清楚，这不过是对我的一次历练，毕竟，让一个刚工作才一年多的年轻人独自讨债，本身就是一种考验。

那个年代，矿区的私家车寥寥无几，公车只有送货或领导出行时才动用，像我这样的普通业务员，只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我背着单位发的深蓝色公文包，里面装着欠条、合同复印件，还有少量现金，先是坐了一个小时的面包车，这种长条面包车能载二十来人，是当时县城与乡镇之间的主要交通工具，当地人都叫它“招手停”。车厢里没有空调，窗户也关不严实，寒风灌进来，冻得人瑟瑟发抖，加上一路颠簸，几乎能把人骨头颠散。司机是个粗犷的汉子，开车猛得很，遇到坑洼路面也不减速，车厢里的乘客时不时发出惊呼，有人骂骂咧咧，有人则习以为常，闭目养神。矿区到县城的路段，常年被大货车、拉煤车碾压，坑坑洼洼，破败不堪。晴天时，过往车辆驶过，扬起漫天灰尘，片刻间能见度不足十米，车窗玻璃上布满了灰尘，看不清外面的景致，只能隐约看到路边掠过的农田和村庄；雨天时，路面泥泞不堪，车子有时候陷在泥里动弹不得。以前周末骑车回矿务局父母家，我总被溅得满身泥点，或是被灰尘糊成“土人”，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换衣服洗脸，那种狼狈劲儿，至今记忆犹新。

这次坐面包车，忍受着一路颠簸到了县城，随后在汽车站买票转乘到临近县城的大客车，中午时分总算抵达县城，我先找了家看起来还算干净的小饭店，点了一碗拉面。面汤滚烫，面条筋道，配上简单的咸菜和辣椒油，总算缓解了一路的疲惫和饥饿。老板是个憨厚的中年人，看我背着公文包，知道是出差的，还特意加了半勺面。吃完饭，我在客户附近的一家国营旅馆办理了住宿手续。90年代的中小城市，还残留着计划经济的影子，国营旅馆随处可见，门口大多挂着醒目的“国营”招牌，仿佛这两个字就是安全、正规的代名词。进到旅馆的房间，里面的摆设很简单，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壁有些斑驳，墙角还结着蛛网，不过价格便宜，一晚只要十五块，对于我这个月工资才三百多块的年轻人来说，算是性价比很高了。下午两点，我提前十分钟来到郑经理的商场，这是县城里一家比较大的商场，一共三层，卖着日用百货、服装鞋帽、副食品等，顾客不算多，却也显得热闹。柜台里的售货员大多穿着统一的蓝色工装，脸上带着几慵懒的神情，偶尔和旁边的同事闲聊几句。

向一位售货员打听后，我在二楼一间宽敞的办公室找到了郑经理，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长相斯文，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坐在宽大的老板椅上看着报纸。办公桌上摆着一台老式的台式电话，还有一个雕刻着龙纹的精致盖杯，透着一股领导的派头。见我进来，他只是礼节性地抬了抬头，半起身伸出手与我握了握，那手带着一丝凉意，力道很轻，毫无诚意的样子。“坐吧，你看着很年轻嘛。”他的语气平淡无波，目光又落回了报纸上，仿佛我只是个无关紧要的陌生人，打扰了他的清净。我在他对面的蓝色真皮沙发上坐下，心里盘算着：都是同姓“郑”，或许能套套近乎，拉近距离，再提还款的事。可还没等我开口，郑经理就放下报纸，直奔主题：“小郑，我知道你是来要账的。”他端起桌上的龙纹盖杯，喝了口茶，动作慢悠悠的，带着一种上位者的从容，“我最近资金回收慢，暂时还不了，你回去跟你们厂长说一声，再宽限一两个月。”一句话堵得我哑口无言，连一口茶水都没喝到，就被泼了一盆冷水。我愣在原地，心里又气又急，想起济南的李老板，同样是欠债，待人接物却是天差地别——李老板虽赖账，却还懂得客套、招待，而这位郑经理，连基本的寒暄都没有，直接就下了逐客令，那份傲慢与冷漠，让人心里很不舒服。

“郑经理，”我定了定神，不甘心地追问，“您看能不能先还一部分，哪怕几千块也行，我也好回去交差，不然实在没法跟厂长交代。”“抱歉，真没有。”他打断我，脸上毫无表情，语气冰冷，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仿佛多说一个字都觉得浪费。“您也不能这么直接回绝吧，好歹给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总不能一直拖着不还。”焦急之下，我脱口而出，语气里带着几分委屈，也带着几分倔强。我不想就这么空手而归，不想让厂长觉得我无能。郑经理愣了愣，似乎没料到我这个看起来文弱的年轻人会反驳他，镜片后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随即伸出左手，无名指上的红宝石钻戒在灯光下闪了闪，格外刺眼。他掏出一支细长的雪茄，用打火机点燃，慢悠悠地抽了一口，烟雾缭绕中，他看着我，语气带着几分嘲弄：“哦？你有什么好方案？说来听听。”我脑子一热，想起济南以货抵账的经历，脱口而出：“实在不行，用商场的货物抵货款也行，您这儿的商品，我们可以折价抵账。”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厂长只让我来讨债，压根没提过以货抵账的事，更何况货物的定价、品类都是学问，稍不留意就会吃亏，我一个小小的业务员，哪里有权力做这种决定？这简直是鲁莽至极。郑经理盯着我看了四五秒，眼神里的嘲弄更浓了：“你能做主？这种事，你说了不算吧？”我脸颊滚烫，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结结巴巴地说：“我……我做不了主，只是随口提个建议，不好意思。”他没再说话，只是淡淡地瞥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充满了不屑，仿佛在说“不自量力”。随后，他借口要开会，收拾起公文包，站起身来，下了逐客令：“我还有事，就不留你了。”我见状，只能无奈起身告辞。

走出商场，看着街上往来的行人与略显破败的马路，心里五味杂陈，既有愤怒，又有委屈，还有一丝无助。这家商场看着生意不错，郑经理戴着名贵钻戒，抽着高档雪茄，怎么看也不像缺资金的样子，可他就是拖着欠款不还，让人无可奈何。回到旅馆，我斜躺在床上，想着这次空手而归，厂长会不会责怪我，又祈祷郑经理千万别在厂长面前提起我那鲁莽的提议，否则我在厂里真的抬不起头了。那一刻我才真切体会到，在这些被如今称为“老赖”的人面前，我这个刚入职场的年轻人是多么被动、多么无力。90年代末的职场，市场经济的规则尚未健全，诚信体系也不完善，欠钱的反倒成了“大爷”，而我们这些讨债的，只能在窘迫与无奈中慢慢摸索、慢慢适应。或许，这就是成长的必经之路，需要在一次次碰壁与挫折中，学会坚强，学会隐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