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岁月里的故事：第2章 逝去岁月里的故事（第二章）

大妹妹出生前，我家搬到村东头地主“尤二屁”家的东屋。这回是间正房，东北人称为“一明两暗”，我们占一间半。条件要比刘八爷家的门房好多了，而且有了自己的园田地。前园子有十二、三条垅的抹斜，东面是东大坑，紧贴着坑沿儿上是本村头号大地主“董大户”家的两三排不大齐整的大杨树和弯弯曲曲的老柳树，南坑沿儿上稍高点的地方有三、四个土坟丘。每年清明都有人来给坟丘添上新土。那时，无论大人小孩见到坟丘头发根子就发麻，头皮会不受控制地泛起一串鸡皮疙瘩，夜里更不敢到坟茔地去。可这坟茔地就真真儿地撂在我家门前不超过三十米远，这也许是“尤二屁”允许我家来租住的原因之一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尤二屁”赌输了钱要卖掉祖上留下的一块叫“八大沟”的生荒地还账，和家人吵了几天架后改变主意决定保地典房。听说我父亲在龙江省做了一冬生意挣了点钱，特上门出典房子，让我家搬来住。父亲冒着龙江的寒冷，奔波一冬，卖皮靰勒鞋和白兰布，确实手头积攒下几十块“大洋”。双方言明，典租期五年，租金一百二十元大洋，先付几十元，下余秋后付清，五年后可以续约，房产所有权仍归“尤二屁”，刘家只管住房和房屋的维修。要知道这几十块大洋在当时是造不起房子的，但要比年年打租便宜些。话又说回来，那年月的高利贷利息可在三分以上，一百元一年吃利息要三十元呢。我们明知是吃亏又能如何？当时爷爷还活着，叹口气道：“就当一冬的龙江白跑了，好歹这一家七、八口人有了个窝吧。”刘八爷家的西门房山墙快倒了，不搬走也得我家白出工给修缮。典契上划了押，一家人也算高兴地搬了进来。屋内又南北两铺炕，我们的家具有限，地上的炕上的，外屋还有半间房子，还算宽绰。

说起家具在当时还不算“寒碜”，我清楚地记得，有一个大洋火箱子，可装粮食一石（三百多斤），据说是我爷爷当年的一个朋友在城里卖“洋胰子”和“洋火”是攒下的包装箱，送给我爷爷的。炕上摆着一个木柜子是姥姥给妈妈陪送的嫁妆。炕桌一个，鞋匣子一个，还有个三条腿的凳子，用现在的话说是块根雕，三条腿是三个树根。妈妈在用它时分外小心，一不注意就会“载歪”。我小时候常受它掇弄，稍一疏忽就登翻了船，磕得头破血流。

此外就是些锅碗瓢盆了。仅此而已，印象中就这些东西了，其它的东西从未见过，即使做梦也未曾梦见。

那年月人再穷，也要供上祖先牌位的，东条街的三户人家都是贫下中农，三户人家祖先的龛我都见过。我们家的并不算小，只是已残破不堪了。里面画着人头像，胡须很长。有一个“家谱贴”，上面也是一连串的人名，据说都是我祖先，若是触犯了就要得大病。最轻微的也要脑袋疼的。平日里谁都不敢轻易去看。唯我三哥胆子大，竟敢登上柜子把帖子偷出来，拉着我到房子后院的大杏树底下偷看。

记忆依稀，横里顺里也搞不明白，多少年以后与大哥口头对证说是我家祖籍SD省直隶府蓬莱县下丁家村，后来我儿子验证已经改成龙口市下丁家村。祖先是大户人家，大约乾隆年间胶东大旱闹饥荒，当时的一代人老哥八个，其中的哥俩，挑着“八股绳”的箩筐，箩筐里坐着下一辈儿的祖先哭着闹着逃荒闯关东。这与史书上描述的相符。满洲人进关做了皇帝，开放满人出关，来东北开荒纳粮。当时的祖先无疑是个好劳动力，而且会是“顺民”。这些已无法凭实考证，只是家谱上记有“镶黄旗”的头衔，家族中谁也说不明白，我曾问过妈妈，妈妈说：“刘家是汉人，虽然在旗，但到衙门打官司仍然要跪着，旗人倒是可以坐着。旗人就是满轴子。”后来我读了一些满清史书，分析可能指历史上满族人得势，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满汉对立而言。至于汉人为什么又会在旗呢？“八旗”是清王朝的封号，满族入关后，做武官的全是满人，汉人也有当“汉奸”的，但一般当兵的里面还是有不少汉人的，这是一种可能。还有另一种可能，在给满族的贵人封地上被迫做了农奴或看坟的，也均隶属于旗下了，也可能封以某某旗人。总之对伟大的汉民族祖先来说是被征服的不光彩一页。到了我幼年时期，虽未见过满旗的达官贵人显宦，但也确实见识过一些没落满族纨绔子弟的昏庸腐朽，这些人集人渣之大成，虚伪、残暴、贪婪、下流，有的出卖妻子，有的典当女儿。妈妈很看不起这些人说他们当年是骑着带响串儿的走马，走东串西，玩鹰犬，弄丝弦，专门调戏良家妇女，到头来也是恶有恶报。

在我们这个小村庄也可以看出斑斑点点，我们的房东，就给我留下一副阴森、恐怖、肮脏鬼怪的画面，后来他们家老的都已死去，只剩下房东姑娘，我还是躲闪而过，恶心的喘不过气儿。这个“尤二屁”一家本姓尤叫尤德水。满族人有些以名字为本姓，兼姓父姓，所以他本姓又姓德，顺其父姓兼姓尤，是个中年汉子，其父老德头，是个常年装神弄鬼的家伙。虽然我们两家东西两屋住着，但是妈妈管教得严，我们从来不敢去他家。这在东北农村是很少有的。一般大小孩子分类，男孩找男孩，女孩找女孩，东西两院，厢房正房的都是可以互通往来一起玩耍的。我们与房东住的是“一明两暗”，中间的灶房两家共用，但从来不敢越过“雷池”一步。否则会遭到妈妈的严厉呵斥！即便像三哥那样大胆的，也从不敢违犯，我打小就好奇，分析并观察大人的眼神和言语才知道，那一家子人心术不正。那屋子里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无法掩饰的味道。有一年“老德头”死在奉天城里，“尤二屁”扮演了大孝子模样。把他爸从头到脚用白布苫盖严实，逢人便嚎叫几声，说奉天城里闹瘟疫，他爸是得了“大头瘟”死的。把棺材停在大门口施礼四天，正赶上三伏，臭气横溢半条街。妈妈没办法硬是把南窗户全部关闭，把我们从北窗口送到后街老唐家借宿。妈妈最怕这瘟疫传染给儿女们。好歹臭了几天终于抬走埋葬了，我们才敢回到家中。三哥说“大头瘟”的头有斗那么大，两支眼睛血红，比熟透的桃子还要大。我听得头发都竖起来了，天一黑就不敢到院子里去。

接连阴雨，街上稀泥，烂猪粪，鸡鸭屎腥臭刺鼻，和着雨水一直流到东大坑。东大坑说来并不算大，春季干涸时离我家东墙能有几米远，冬季结冰时可以打“冰滑子”坐冰车，但夏天雨季来临时，全村的大道都汪成小河，加上北岗山沟下来的沟水，东大坑就被灌满漕了。我家门口正是东街的尽头，河水顺着街口进入街内，时涨时落，犹如贪婪怪兽的舌头，一吞一吐，舔噬着整个街道，加上闪电、响雷，既可怕又扫兴。只能伏在炕上或倚在窗台上掇“嘎拉哈”，而这个玩意本不是男孩子玩儿的东西。

就在这个阴霾、发霉、腥臭的雨后，西屋“尤二屁”的女人从奉天城回来了。“尤二屁”把老婆一人扔家，自己躲到西街去耍钱，还埋怨老婆是个弃物，再也不能给他赚大钱了。这个可怜的女人部分白天黑夜像魔鬼般的嚎叫、呻吟、折腾。把妈妈气得又是赶鸡，又是打狗。因为这个女人不仅仅制造令人恐怖和讨厌的噪声，还招来了太多的“绿豆蝇”和“大麻苍蝇”。妈妈不得不经常轰打这些苍蝇，同时更加严厉地训诫我们，连西屋的过道都不许我们逾越，生怕又一个“大头瘟”带来瘟疫把我们传染。没多久这个女人就在悲惨的嚎叫中断了气。妈妈说这一家子没好人，人品不正，在奉天城的烟花柳巷靠卖淫为生，染了一身黄梅大疮，既害了人，也害了己。

“尤二屁”又装神弄鬼，大白天的剩他一个人了，竟把黄马褂罩上身，拍着胸脯子嚷嚷：“想不到当年的黄马褂如今一钱不值了。”嚷罢像疯了一样把黄马褂撕城一条一条的，顺风吹到牲口圈里，好似出大殡时飘过的给鬼魂们撒下的买路钱，正在猪圈里拱食的猪崽子上前嗅了嗅，毫无兴趣地走过。

接连死去两个“大头瘟”。直到秋风凉了，东大坑的水退了那股瘟疫般特有的臭味似乎还能嗅到。妈妈一再宣布的“戒严令”虽然撤销了许久，但在我的小脑勺里留下的鬼魅、恐怖、令人作呕的肮脏味儿一直没消除，夜里常在恶梦中惊醒。虽然房东家的姑娘时不时跟我打个招呼，但我总是躲得远远的，甚至连后院西房根底下都不愿靠近。

瘟疫过去了，这一年年景不好，基本是青黄不接。我大约是六岁吧，还没有上学。长得瘦弱，发育不良，头很大。后来我寻思考证，与当年住刘八爷的门房有密切关系，那是我刚出生，奶奶抱着我，最怕“八瓣骨”被震开，将来人变傻。刘八爷的东门房是牛圈，每天傍黑时在“穿檩柱”上要打木楔子，这是代替锁头防止小偷的一种办法，打木楔子时要用榔头使劲敲打二十多下才放心，咣当、咣当，每一响都像砸在奶奶的心头。奶奶紧紧的抱着我，捂着我的耳朵，所以我的“八瓣骨”尚未被震开吧。

我从小肚子就大，脖子细，要上学了，邻居们风趣的嘲笑我：“看这小子，大脑袋，小细脖，挺着肚子去上学。”多年后，讲给当了医生的儿子，儿子说那是典型的营养缺乏，发育不良。

即便如此孱弱，我每天还是会帮助妈妈干点小活计。譬如下雨天所有的柴禾被淋湿了，妈妈的两只眼睛在灶旁被熏得通红泪水直流，我就用小手抽几根青麻杆递给妈妈用来引火，青麻杆是最好起火的，因为数量很少，平日里很少动用。妈妈就夸上我两句：“这大肚子扎皮带的小子也有眼力架了。”再就是每天我还得喂两只鸭子，喂饱后把它们赶进鸭窝，再用一块破铁皮把门堵上，这时候也就快吃晚饭了。我也似乎有着饭热菜香，吃饱了肚子美滋滋的心情。

忘记是哪一天了，我突然发起高烧，精神恍惚，只觉得头上、嘴角、鼻子底下全像被鸭子啄食一样如同针扎，疼痛直捣心窝。我嚎叫着哭出了声，惊动了老奶奶。不知过了多久，朦胧中似乎听见妈妈在念叨：“这下我孩子可好了。”原来我已经多少天不省人事后，第一次哭出声，意味着又从那个魔鬼成群的地狱里爬了出来，又会爬在炕沿上喝高粱米粥了。从此以后，妈妈每天背着我到院子里，铺上一捆秫杆，叫我坐着晒太阳，看着南园子和东大坑。

天渐渐凉爽起来，绿豆蝇也渐渐地少了，但仍不时袭击我的脖子。老奶奶用一把半秃的蝇甩子坐在身旁帮我驱赶苍蝇。原来我的脖子上长了一个有茶碗大的痈疽，没有药物治疗，只好每天喝上两碗绿豆水，说是能清热解毒，就这样熬过来了。这一个多月啊，九死一生，身体更加虚弱，肚子虽然不那么大了，但脖子更细了，甚至虚弱的自己不能走回屋里，都是妈妈把我背到炕上。

死里逃生，总算又活过来了。后来妈妈告诉我，最危险的时候请来了道义屯的“恩人”刘医官，据说是远房亲戚，我应该叫他“四大爷”。他曾在军阀部队里做过医官，会“打针。”父亲去求助与他，他也是乐善好施，过来给我打了针，没要钱，估计是那种退烧的针药吧。

还有妈妈背着我横腰道、顺垅子、踉踉跄跄地走了五里路，中间不知歇了多少气儿，找到道义屯的中医王老先生，附近只有这么一个中医的。这是我的小眼睛第一次见过的景象，至今仍毛骨悚然，虽说不是神仙，要我叫老爷，从始到终我都吓得用小手紧紧地抓着妈妈不敢松开。这一家子有几口人我记不起来，但见地上、桌上、炕上是一个个的黑花的、白花的、灰不溜秋的卷着毛、披着肩、短鼻梁，小短腿的“叭儿狗”，起码也有十几条，还不算王老爷手中抱着的。尽管叭儿狗不咬人，可我还是怕得要死！在这个可怕的房间里，王老爷对我妈讲的许多话，我都没听懂，只听懂一句：“这些叭儿狗都是外洋的，一天要吃很多油炸糕。”我的妈呀，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油炸糕是啥样的，人家却拿来喂狗。又见王老爷用颤抖的手拉开药匣子一把一把地抓药，同时在药中拣出些耗子屎扔在地上。我真不敢想象，这些药我将如何咽下去。而且我从来也没有顺溜地吃过药。都是妈妈用勺子给我硬灌，还得请邻居大婶过来帮忙，按住双臂。挣扎、嚎叫、呛咳，硬生生地灌下去。挣扎得四肢无力了就学着讨乖，说：“妈妈我再不吃药了，病好了。”妈妈说：“傻小子，那药可是半斗高粱啊，秋后要还给人家的，你以为我愿意给你吃吗？”

病慢慢地好了，脖子后面留下个大疤痕，肚子更大了，脖子更细了，摇晃着虚弱的小身板又有了欢笑。大树底下、东大坑边、北山岗上，一群不大不小的玩伴，刘柱儿、陈小虎、马三儿、小玲子、小会兄、、、、、、。都是一般大的毛孩子，只要到一起就忘记了一切忧愁。东大坑水中有菱角，荷花，我们捞着玩；北山岗上的橡子粒儿，我们撸下来，老奶奶用火盆中的微火给我们烘熟了吃；南园子葱地里掐下几根带骨朵的葱管子，我们当喇叭吹。难免挨妈妈几声呵斥也并不介意。这些似乎都模糊了，犹如傍晚的大车飞驰而过，远处的山峦、树影尚未分辨清楚时就一闪而过。

爷爷刘吉春。在“九一八”那年的冬天逝去，我刚刚四岁，因为没有留下照片，爷爷是什么模样已无从记起。自打我出生，爷爷的身体就大不如前，不得不放弃了他一生受尽折磨又爱好的职业--赶大车，改行在本村的小学校里做“堂役”。爷爷对赶大车驾驭牲口有些专长，据说是从太爷爷哪里学来。太爷爷刘士福，是上等的好车把式，给地主家“抱鞭儿”一辈子。好管闲事，打抱不平。大概是穷了一辈子无房无地吧，所以也颇大方，见谁家向地主借债就以身子骨给人家担保。曾换得不少穷哥们的同情泪，也曾常常把自己的“工夫月钱”抵还给地主家。这就难免赶了一辈子大车，到头来连鞭子也是地主家的财产，而自己仍是一身无掛。据说最后死在道义屯烧锅的柜台边。是因为一个佃户没还上债，又逢年关，太爷爷用自己仅有的一点“工夫月钱”替其抵债，也许同时想到了一家老小年关可怎么过呀。一气之下“痰火攻心”，连后事都没来得及交待，就悲惨地离开人世。

爷爷除了继承车把式的糊口之技，至今仍被人称为“好汉不稀罕，懒汉干不了”的营生，还会种地。性格上也更有自己的特点，好抽小烟袋，沉默寡言、脾气倔强，从无开玩笑的时候。到了三十几岁才同奶奶结婚，而且婚后多年才有了我父亲一个独生子。

人老了就要驼背，爷爷五十多岁就佝偻着身子，有时候还连声咳嗽。许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驼背的原因。一位省劳模讲，给地主扛大活要能“扛大个”，每包麻袋二百斤重，常年压在肩头上，人不到四十岁就要驼背，除了这种生理上的摧残，是否存在精神上、道德上、生活上的重枷的压迫以至于迫使淳朴善良的劳动者过早地丧失了他们的青春，以及他们内心美好的希望和欢乐呢？以至于除了脊柱被弯曲以外，连脸庞也是沉重的，两眉也是紧锁的，面目表情成年累月也不得舒展。大概，我的太爷爷、爷爷、父亲都属于这类人吧。

我的奶奶没听说叫真正属于她自己的名字，人称“刘王氏”。那个年代的妇女大多是这样地位低下，以至于婚后随夫姓。

奶奶的王姓本家祖居道义屯，是一户没落中农兼大车店老板。家境几起几落，在奶奶出嫁时已经没落。原因很简单，在S城到法库之间大约一百六、七十里的路程。在羊肠古道的年代，沿途三十里、二十里总要有一个落脚的“伙房”，以免前不巴村，后不巴店，又是土匪拦路出没无常的岁月，自然大车店的生意会很兴隆。及至民国初年修了“官路”以后，路况得以改善，除了春夏雨季翻浆，秋冬时，大鞭子一甩，四挂马车一天跑上六、七十里的不成问题，大大缩短了行程时间。此外，随着城市人口的发展扩大，开始紧紧地吸引了周围几十里乃至百里之外的乡土产品。集而又散、购而又销，像蜘蛛一样凭借自然结成的网络把周边经济牢牢地粘住。对距离S城三十多里的道义屯来说，自然是个川流不息的交通要道。这样的大车店，在我五、六岁到十五、六岁期间，不止一次地去过。说是走亲戚，还不如说是去要点饭吃。他们虽然没落了，但毕竟“船破有底、底破有帮”呀。记得我二十岁时到王家，大车店已经衰落的不成样子，没了往日车水马龙的辉煌。，但大门上还剩几颗大铜钉子，仍显得古色古香。后院有两排牲口棚，一排长长短短的红小豆、绿小豆色的大石槽子，山墙旁有一口不太深的水井，可以随时给牲口提供吃草、饮水的方便。

住宿的人杂七杂八的，除了赶大车的“老板儿”，还有“扁担手”、小商贩、过往的单身汉、靠走江湖吃饭的抽签算卦的、瞎子算命的、打锡壶、嵌铁壶、锯盆锯碗锯大缸的、打麻绳等一些常年或季节性的手工业者。这里的伙房收费便宜，吃饭管饱，包餐论顿收费，很是实惠，当然饭菜的质量就别讲究了，反正热乎乎的填饱肚子就行。睡觉的地方是南北两铺大炕，一排能睡上二十多人。冬天炕头的大锅一个是做豆腐的，一个是温泡料水的，自然烧得炕滚烫。炕热屋子暖，进到屋里热气腾腾，一盏豆油芯子的灯碗吊在二梁上，即使大白天也看不清屋里什么东西的。这些房客都有习惯，傍晚时分进屋，先把挑子放在山墙边，然后脱下靰勒鞋，掏出靰勒草晾着，再上炕暖和一阵子就吃饭，吃完倒头就睡，没有铺盖的。晚上我那个王大娘叼着个二尺多长的大乌木杆子烟袋，从南炕到北炕一阵子吆喝：“老客，打个房钱喽”，连吃带住每人收二角。我好奇地问王大娘，为啥晚上收房钱呢？王大娘--我奶奶娘家的媳妇，呲牙一笑：“这傻孩子，晚上不收，明个他半夜起身，挑起挑子就蹽了，我找谁要去？”

只有赶大车的老板儿最辛苦，一宿睡不了多少觉，要给牲口晚三遍、早三遍地喂草。早三遍要在鸡叫前喂完，三更天就要上路了。牲口吃草呢，一口一咕噜，好像非常挑剔细致，车老板儿就更没多少睡觉时间了。到冬天槽头放上湿草喂马则很快就会结冰，需要人来一小撮一小撮的送喂。所以人们经常看到路上的车老板赶着车在打瞌睡，就是因为他们睡眠不足的原因。不仅如此，一院子的大车牲口你踢我咬，有时候车上的货物、口袋、油瓶还会“串号”，丢失，车老板们提心吊胆，哪里睡得着。在这样的大车店里成长生活的人们，也总算见了世面的，而绝非一般小农之家的主妇所能比拟的。比如，眼看着大车来了一、二十辆，进屋就要吃饭可店里粮草油盐均已告罄，如何是好？我那位王大娘真的好有神通，虽不及王熙凤的才干，却也颇能张罗。俨如久经沙场的老兵，马上下命令：大姐姐去上对门你二叔家借二斗高粱米；老丫头快上南街烧锅提二斤豆油，顺便买一斤咸盐。又以同样命令的口气对王大爷发话：“当家的，快泡上半斗豆子，小驴吃饱了就上磨磨豆浆。”一个时辰左右，又白又嫩的豆腐做出来了，豆腐渣用来给牲口拌草料。

这一顿饭、一宿店能赚多少利润，我没分析明白。但他们家十几口人，没日没夜的忙在这种烟熏火燎、汤汤水水中有吃有喝的过着火热的日子，也可以吃上房客们吃的白白的大豆腐，真让人羡慕。

王大娘比我奶奶要小上二十多岁，我奶奶在王家是大闺女，出阁之后好多年才看到王大娘掌管家务。我不可能看到奶奶在王家时是什么地位和角色。只是在事过多少年之后，从王大娘身上反复地搜寻，究竟我奶奶身上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长大能留下多少思想上的烙印呢？社会、家庭并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传授给下一代人的翻版，而是错综复杂的。甚至在我奶奶身上一点都找不出店家待人接物，吃喝生意那种习气。要说影响，也可能从另外的不同渠道接受来的吧。我奶奶是针红能手，有着传奇般飞针走线的佳话。，直到我记事时，一大家子已经七、八口人了。所有的衣服全出自我奶奶一人之手。一年四季拼拼补补，从来都不曾闲过。而且在上蒲河村里，没有一户不求过奶奶代为裁剪服装的。哪怕是买了六尺白布给男人缝个小褂子，也要跑到村东头，求奶奶给比划一阵子，再用上磨线口袋，拉出来白色的线灰，打好印记，再剪裁开来。那年月一个小户人家，缝一件新衣是很不容易的，怕裁的不合体，媳妇们免不了的受斥责，而我的奶奶又向来是有求必应的。这种朴实、热心肠的邻里感情几乎能在无形中笼络人与人的良好关系吧！

热心肠行好事。那个年代善良的人大多按照传统理念做事。今生做好事，来生得好报，活着做好事，临终不受罪，亦或死后到阎王爷那里别再受罪，下地狱时能够快点放行，别再上夹棍、下油锅，等等。这些神奇鬼怪的宿命论居然在老人的心里深信不疑，但并无多少可信的根据。无非是听些瞎子算命，黄雀抽贴，以及跳大神的瞎啰嗦。但有一点却是非常现实的，这样的苦日子可别无边无沿地一直过下去啊！即使我这辈子翻不过身，儿孙后代但望能有个逃出大坑的机会就好了。至于如何能够逃出大坑，当然老人家并无蓝图。只好自己多做好事，修好德。反正做好事热心肠不会错。佛家倒是做了个概括“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不知迷惘了多少比我奶奶更有文化的人。然而现实是那么冷酷无情，尽管奶奶她做了那么多好事，却始终未见什么“好报。”

当年奶奶结婚时刘家并无外债，当然也没什么资产。唯一的是靠爷爷给地主家和烧锅、油坊赶大车，是个头等劳动力的“大把式”，加上奶奶这个精于料理家务的女人，应该积累下一点家产，哪怕是一个箱子也算是财富吧。可怜他们直到三十六岁生下我父亲时还是租人家的一铺炕，而且到处搬家，直到爷爷去世，待我父亲立了家时才有了一个木板箱子--一个装火柴的包装箱！

爷爷一辈子没有什么嗜好，唯一的就是叼个竹管小烟袋，常年抽上口“老青烟儿”。赶了一辈子大车，走南闯北，最北到过铁岭，最南去过海城。在那个年代就算有些见识了。老了，不中用了，可一家人都靠父亲一个人是无法糊口的，于是去村里的小学做个“堂役”，就是个勤杂工吧。

“堂役”就是干老师不干的所有勤杂活儿。挂牌子、扫院子、挑水、生炉子，还要给老师种他的几分地。另外，学校也是村公所所在地，夜晚乡绅们要开会，“堂役”要敲锣招呼、烧水、沏茶、擦油灯罩，并一直陪着开完会，不分白昼。做这些活与爷爷的倔脾气是不相适应的，但无可奈何，为了生活呀。一年下来的报酬就是各家学生家长们凑上来几斗高粱米和二、三百捆柴禾，还不及老师的零头，仅仅能供他自己糊口吧。

一家人的艰难生活可想而知。

当时的村小学已经抛开了私塾那一套，由教员讲些新式的“国语”、算数之类的课。全村学生总计不过四十人。四个年级的学生挤在一个课堂上课，越是高年级学生就越少。轮到我上学时，二哥、三哥已经是四年级学生了。为了维护课堂秩序，老师也算是巧安排，四个年级，分别面向东西南北四个侧面，这边的讲课，那几面的就自习。一位老师同时兼任校长，据说是第一师范没毕业的担当。

大约是我四岁那年吧，九一八事变的前一年冬季，大哥刘国文在S城第一师范读书，放寒假回家时，随着大车在车尾部放上一只柳条箱，里面有一张旧羊皮褥子，是爷爷赶大车时的心爱之物。天寒地冻的，大车从S城跑到上蒲河村要大半天，大哥身体文弱，人在车厢里手脚冻得麻木失去了知觉，自然顾不上别的。不知何时把柳条箱弄丢了。这件事非同小可，一家人盼望着唯一的“洋学生”回来过个团圆年，怎知出了这个意外的事！爷爷从来都是火性子脾气，既倔又焖，大年二十三时得了重感冒，既无药又没有啥好吃的补充营养，咬牙挺着，熬着，碰上这事，一股急火病情加重，高热，谵语，腊月二十六撒手离开人世。

父亲是独生子，历来孝敬父母，此时也无任何办法，孝道伴随着迷信，死人是不能在家过年的。只好选定在阴历二十九这天草草地把爷爷埋葬了。叫“三天走马入殓”。爷爷的去世对我们的家庭来说是最大的哀痛，也是无可弥补的损失。在那个岁月，能有这样一个当家的长者莳弄园田、喂猪、抱柴禾、挑水，早晚的照看门户，是多么金贵。离开了“一家之主”，这日子可咋过？

从此，我再也不能抱着爷爷的脖子伏在爷爷佝偻的驼背上玩耍了！失去爷爷我还茫然不知，过了好多天我还要叫着“爷爷，背我上学校玩呀。”奶奶和妈妈听我这样叫，每每伤心地抽泣不止。

爷爷被埋葬在道义屯北面的卫四屯刘家的祖坟里，我们一家又开始艰难地走下去。

道义屯---奶奶王氏的故乡。

这个S城北三十里地的小镇，三百年前是通往法库、齐齐哈尔的交通要道。蒲河水东西横贯镇前，雨季常常发水而中断交通，据说原名叫“道淤屯。”到了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清将领左宝贵来S城视察，发现此地道淤桥塌，便动用五百官兵，历时一年多在河凹处修建了一座长三十米，宽八米的石桥，起名平安桥。后世人为了歌颂这座桥，镇名也改成“道义屯”。究竟是左大人道高望重，为民造福呢，还是为了军事上保卫S城的需要呢？野史说法不一。为了地接南北，调运法库、康平的粮草供应S城城，或是调动兵马保卫S城城似乎更有说服力吧。反正左大人修了桥，既为自己的桂冠上贴了金，又要让村民们称颂，取上个“平安、道义”的吉祥名字。一箭双雕。

这条南通S城，北达康平的大道，百年间不断的有人出来主持修缮。据说大道两旁的老柳树就是大帅的参谋长杨宇霆支持栽的。虽然弯弯曲曲无一成材，但到了夏季可以给过往行人歇脚乘凉。杨宇霆后来被张学良给毙了，子报父仇。杨宇霆咋就这么开明？竟然动员黎民百姓植树修路。直到法库解放大家才明白，原来杨宇霆的老家在法库县，他官做大了，每年要乘东洋轿车回家祭祖，淤泥路实在太烂，东洋车的轮子又小，陷在泥里实在尴尬。杨大人不免又“道义”了一把，让千万个民工的血与汗水洒在此路。我从会走路的岁数就认识这条大道，直到一九四八年，我跟随解放大军从法库开进S城，走的还是这条泥土砂石路。解放后的五十年代，这条路被铺上柏油，换了人间。

奶奶祖居道义屯北街，是庄户人家，后来才兼营大车店。即便是有了大车店的生意仍然不枉种地人的本分。那个年代对生意人并不太欣赏，流行的顺口溜是“当官的钱是没数的钱，做生意的钱是一股烟，种庄稼的钱，万万年。”人们还是习惯于“土里刨食”的农耕活计，许是经常的灾荒人们都饿怕的缘故吧。蒲河两岸是河淤泥土，土地肥沃，基本上旱涝保收。人么祖祖辈辈在这里“吃土还土”，浓厚的土味儿浸没透了每个人的血液中，多少年也无法忘掉。譬如有这样的形容：那年香瓜地又多么香啊，把看瓜的老瓜头都熏醉了，几天几夜不回家，也不吃饭，还不知道肚子饿，岂不怪哉？又譬如：那一年老常家房屋后面就刨了二亩荒地，种上的大南瓜有多大个，多少斤谁也说不清，顺着屋子后墙骨碌着，一下子把后窗户砸开了，掉在屋里，一家十几口人，吃了好几天也没吃完、、、、、、。这些神乎其神，亦真亦假的故事我儿时不知听过多少个。虽然我家一次也未被这些好事光顾。但从这些故事里能真切地感受到家乡的人们对这块土地的身后情感和眷恋，它是家乡的劳动人民对自己洒下辛勤汗水浇灌出来的成果的认可。即便睁开眼睛展现在面前的依然是吃不饱的红红的高粱米、破破烂烂的房屋、灰淘淘不遮体的布衫，但总能通过各种传说给人撒下许多温和美好、五光十色的光影，使人们有对未来美好的幻想。人们啊，在吃力地挣扎，前行。期盼着有一天能够真实地触摸、揭开这层纱幕。

王家店也叫“王伙坊”，在村子北端道西上沿，一条大道贯穿村子南北。“千年的大道走成河。”原本道路两旁的房子与村中的大道是一样平坦的，但每年六、七月份间会赶上河水暴涨。说起来也不奇怪，蒲河，名称倒是挺好听。河崖子脚下却有君子兰一样的菖蒲，一簇簇、一片片地自然滋生着。春天冰雪消融后，上游的“桃花水”下泻而来，河水一下子能涨到淹没大车儿板的程度，没腰深吧。自打有了平安石桥后，南北交通尚未受影响。但北岸的河床是个漫坡，没有防洪堤，导致暴涨的河水肆无忌惮地顺着沟叉直流村内，直灌街心。南北大道就变成小河了。这时候，赶大车的就要显露下“好车把式”的真本领了。常常是河水漫过大车铺板，但见那车把式站在大车前跨板上，威风凛凛地挥动大抬杆长鞭，噼，啪地甩得山响，亮出洪钟般的大嗓门，吆喝着骡马，一般都是四套车，也有多加成五套的。迸溅着泥浆，和着汗水，向南国的水中行舟般地在“水中行车”，成了北方独有的一景。

大车店，也许是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应运而生，牲口都累得不成样子了，人怎么能不累呢？

上了西崖沿，进了门洞就是大车店的后院。西墙是一大片木制的和石头的马槽，北面是一大堆发酵了的臭气十足的马粪堆。老母猪率领一大群猪崽子穿梭在牲口圈与草栏之间，拱啜着地上散落的高粱、豆粕；一大群公鸡、母鸡跳上槽头，啄食槽中的散粮食粒，虽然又是避免不了车把式和饲养员拌料杖的敲打，但似乎并不大介意，扑棱记下翅膀，挪个地方仍旧低头啄食。

这样“繁荣景象”的大车店，到底有多大的利润，谁也说不清楚。那时根本没有什么成本会计，连“豆腐流水账”也无人去记。老板娘，就是我称为“王大娘”的，长穿着一件大半截的夹袄，大襟里缝了一个大大的兜子，既起着“保险柜”的作用，又兼着“成本核算”的职能，常常塞满了票子，这个兜子里钱的多少算是利润的知情者吧。

我奶奶在王家时，还没有这些事，过了许多年，奶奶带着我这个“四孙子”回娘家，“王大娘”做为侄媳妇热情接待时，勾勒出当时的生活状况。我奶奶回想起她当年出嫁时家里既无地又无房清贫如洗，只夹着两个小包袱就跟我爷爷结婚了，如今回到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娘家，真有些“刘姥姥重进大观园”的味道。我奶奶虽是穷人家出生，又嫁入穷人家，但并不寒酸，不知何年何月见识过这些世面，做得一手好菜，比如，烙个白面油酥饼、炒个肉片木耳、小鸡炖蘑菇、炸个丸子啥的。

妈妈后来也会做这些菜，当然一定是受了奶奶的真传。

可惜的是奶奶到了四十多岁，两腿就慢慢的不停使唤了。走路特别困难，冬季不能行走，夏天到院子里晒晒太阳也要拄拐杖。据说有一年地里的曲麻菜特别多。大田里撂荒，为了多挖些野菜，奶奶每天都到河东前一筐、肩后一面袋浑身是汗的往家里背。趟过冰冷的小河时身上的汗未消，湿寒入骨，从此落下这个病根，越发严重，不能下地里干活了。一个乡间老妇人，不能下地干活还能做什么呢？上天也算公平吧，给了奶奶一双灵巧的手，从此一天到晚的坐在炕上缝呀，补呀，实在累得腰酸腿疼就躺上一会儿。

回到王家店是老姑奶奶回娘家了，吃喝也算可以，店家大锅饭从来不计较多一、两个人的份，大锅炖豆腐对牙口不好的老人老说是最上等的营养食品吧，有时候卖剩下的炸丸子、烧肉之类的菜也给老姑奶奶端上一份。奶奶除了吃饭以外，整天坐在炕上除了给王大娘和大爷缝补，还有我的大表哥、大表嫂、大表姐、、、、、、，以及他们家的伙计，连面案师傅的穿戴都一一做到，直干到高粱红了，快秋收了，才放奶奶和我回自己的家。

道义屯，当时约有二百户人家的大村庄。连接S城与康平、法库的大道从镇中贯穿而过。在那个年月，说是大道其实很寒酸既无石料垫基，也无沙渣铺面，黄泥土的路面黄的如鸡蛋黄般。沉重又笨拙的大铁轴“花轱辘车”（那时没有橡胶轮胎轱辘，所谓的花轱辘是木制加铁丁）艰难地行走在冬季冻土疙瘩坑凹不平的路面，还必须按原来冻住的深深的车辙印慢慢地行走，慢得连车轮的辐条都可以一根根的数过。这是考验车老板儿的时刻。一般又经验的车老板儿均提前跳下车，谨慎地一只手辕马的缰绳，一只手挥舞鞭子，小心翼翼、巧妙地使辕马能沿着辙印前进，稍不留神就有可能出事。实际上在这样的路况上常有没经验的被颠翻了车。这需要高度“人马合一”的精神契合，马要通人性，人能懂马意。这需要车老板儿与马儿多年的磨合，其间车老板儿需付出多少个日日夜夜的对马儿的精心照料喂养才能获得啊。同时，也反映出车老板儿高超的驾驭技艺，这种古道上的行车不知经过多少漫长的岁月。

夏季梅雨期来临，道路又成了烂泥路，深深的车辙沟里积满了臭水，马粪、马尿传达着刺鼻的气息，铁蒺藜、车前草、苍耳子、狼牙草、狗尾巴草，除了车辙沟，整个道路已经没有了眉眼。花轱辘车轮完全陷入泥水中，车铺板有时也被泥水漫过，即使是四套马的车也不免被“坞住”。车老板儿弄得满身泥浆，喊破了嗓子。看看离道义屯镇头边的老柳树上晃晃悠悠的飘着一个木圈儿，木圈下面还郎当个红布条子--这是大车店特有的幌子。对这些远来的精疲力尽的苦行者们是一种巨大的安慰，如同“圣经”中的“诺亚方舟”。人且如此，骡马甚至不用车老板儿吆喝，径直向大车店奔去，直插后院。

大车店，古道旁，行路难，欲断肠。就那么自然的融汇在一起。是封建社会、宗族关系、还是落后低下的生动？亦或是伴随着走江湖串南北的哥们义气，简直难以分开。正所谓“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难怪最时兴的对联年年都不重样地贴在大车店的门上。

夏至初秋，高粱地里密密麻麻的长满了“曲麻菜”、“蚂蚱腿”、“节骨草”。“挂锄”以后雨水勤，用不了十天，垄台垄沟里就会钻出野菜草，也偶尔有几颗鸡蛋黄大的不能吃的野生香瓜。还有又甜又好吃的“野天天”。红红的高粱穗上时不时地掠过大个的“蚂楞”（蜻蜓），它们并不吃高粱，也许是对这红红的、沉甸甸的，风儿吹过散发出特有的醇香味很眷恋、陶醉吧，于是展开四翼，顺行顺趟的沿着红穗头掠过。是检阅队伍呢，还是致以衷心的敬意呢，还是要把这金色的幸福传向更加遥远的地方呢？

我们这些顽皮的孩子常常用挂着蜘蛛丝的网圈粘“蚂楞”，看着它们在蜘蛛网上抖动着翅膀挣扎，却从未向我们吐露一句真话，稍有不慎，又被它们脱手飞走，多少有些惋惜。

我同奶奶坐上王家的小毛驴车，摇摇晃晃地回到五里外的上蒲河家中，一路穿过高粱地、大豆地、稗子地、刘家的坟地、河湾子头董家的柳树趟子。心里嘀咕：回家后再也吃不到王家车店那么多的大豆腐、烧肉、炸丸子了。至少要等到过年时了。谁知那时妈妈能不能给我们做呢？但至少有曲麻菜吃吧。只要拿起小筐和镰刀头去地里，一上午也能给妈妈剜上一筐的。一家人吃不完还可以切碎了喂家里的两只绿头鸭子，我把这些说给奶奶。奶奶笑着说：“那两只鸭子整天价在东大坑找食吃呢，你不喂也会长大的。”村头的小伙伴陈二虎、王小玲、小会兄，刘柱儿、、、、、、，很远的就叫喊我的小名，若不是奶奶紧紧拽着我袖子怕我摔下去，我早已跑去跟这些伙伴们玩耍了。

几个月串门子，回来后觉得我家的草房也矮了些，院子里更加凌乱，门前的很小的一垛苞米茬子经历了梅雨季变成褐色了。妈妈用二齿钩将中间掏空以便晾晒，此时距新柴禾上场还需几个月呢，我真担心，这些日子烧啥呀。

这几个月的串门，虽然吃了些油水，解了解馋，小脸多少有点“泛光”，但自幼吃野菜的底子并无多大改变，还是那么“瘦肌嘎楞”的，晃晃悠悠地跑街头、南场院、东大坑边儿。小伙伴们仍沿用我的外号“大肚子，小细脖”。西院的陈二大娘也眯缝着一双像经霜的、常年发红的、挂满了“皉么糊”、瞪着我的眼睛冲我喊：“大肚子，小细脖的小子又回来啦”。我和他家的小七可是经常在一起和黄泥、撸葱管吹喇叭玩呢，真叫得我不好意思。

大约我五、六岁那年吧，正赶上父亲外出不在家，我又患了一场大病，整天躺在南炕上，奶奶用那只半秃的蝇甩子不停地为我赶着头上的绿豆蝇，因为只要一眨眼的工夫，从鼻孔到嘴角就会叮满这些十分讨厌的家伙。我已经多少天不省人事了，人好像介于生死之间。只觉得浑身像钉在一块沉重的大木头板上，翻不了身，下不了地。胸前也像压着沉重的大木板，这块大木板带着我忽悠悠地下沉到东大坑中间水最深的地方，一群鱼虾跟我作对。小虾米成群地钻进我鼻孔眼睛里，又一群群的从我嘴角流出来，把我堵的再也无法喘气，我微弱的声音惊叫：“奶奶呀，快打走这些小虾米。”不久，来了一群老鹰，叼起大木板子飞上北山岗，把我也扯得那么高。北山岗上的凉风吹得我浑身发抖，老鹰，能叼得住大木板子吗？它们一齐张开口把我连同大木板子都摔到了北山岗。山岗上中间那一块地上长着山里红、橡子树、野刺玫、马莲墩子，高低不平。“嗡”的一声，我就啥也不知道了。腿似乎断了，脸上、眼睛都摔坏了流了很多血。我喊着妈妈，我要回家吃饭！妈妈从草房子里跑出来，三步并成两步的连跌带爬跑上北岗子抱起我，脸上挂着泪珠儿，凄苦地笑着：“我儿子快好了。”

妈妈给我冲了半碗鸡蛋水，放了几颗盐粒，一口一口地喂我，我像明白了什么的，在妈妈的怀抱中，有不大相信地问了一声：“妈妈，这是在我们家吗？妈妈，我再也不去北岗子了，东大坑的水太凉了。”妈妈抹了抹眼泪：“这孩子烧成什么样子啦，可算缓过来了。我背你到前院看杏花。”院子中间放了一捆谷草，我躺在软软的谷草上，又见到了我没闹病前那蓝蓝的天空，一朵朵的白云从西岗飞来，绕过东大坑，又向北岗子掠过，东大坑边上的青蛙“龟儿呱、龟儿呱”不停地唱着歌，一股腥湿而夹杂着草香味儿的气息刺入鼻孔。大南头老董家的白杨树已经吐出淡绿色的嫩叶，轻风拂过树叶轻摇，像鱼鳞样的熠熠泛光，还传来“哗哩啦、哗哩啦”的响声，这样的响声似乎只有秋天东大坑涨水时才有的动静。我坐在院子当中，温暖的阳光透过了小破棉袄，觉得浑身舒服得发痒，又暖又温和，后背也轻快了许多。“大木头板子”不知啥时候脱落下去了。鼻梁上冒出汗珠，嘴有些发粘，向走回屋舀一瓢凉水喝，可爬了半天也没能爬出谷草堆，一屁股又坐下来了。妈妈跑过来把我抱起来，含着微笑的脸上又流下泪珠儿：“看，我儿子病的连站都站不起来了，死里逃生啊。”我已经昏睡了三个月！在右侧脖子底下长了个茶碗大的瘰疬，是它自己熬出了头，妈妈请北街的老周奶奶硬是给挤出了好多脓水，用艾蒿水洗了洗，敷上祖先龛前香炉碗里的香灰。这算是“大手术”了吧。事后奶奶说，这位周老奶奶也真下得了手呢。她还会给产妇接生、有个头疼脑热的扎两下针、拔火罐子，对“疮疡肿毒”更有一套“恶治”的法子。可惜，我长大以后再也没见到这位老周奶奶，成了我终身未能报答救命之恩的一大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