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岁月里的故事：第10章 逝去岁月里的故事（第十一章）

从康平到法库，再奔铁岭。法库尚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着。走着走着，大道上过来一辆胶皮马车，上面拉的一车国民党旧军装，车上坐一位上士，还有一个持枪的大头兵。我不由分说就跳上马车坐下，可惹恼了上士，操一口南方话：“干什么的，未经老子同意就上车？”我麻溜的掏出一包香烟递给他一支，又顺手给大头兵和车老板一支，自己拿一支，剩余的塞给了上士，说：“俺也是进城的，搭个脚，走累了。”这小子接过烟，客气了点盘问起来，我一一作答。他又跟我要身份证。我拿出了永吉大学先修班的学生证。他说老子不懂，大学还有什么先修班？我说是南京教育部规定的，明白吗？他告诉我，进城过渡口时你要加点小心，老子管不着那段的事。我说：“老总放心，到了S城就是俺家呀，欢迎老总可以去俺家做客。”他手里拿着我给的香烟摆弄着，没再纠缠我。

铁岭，当时还是“虎口”。凡河水将城里与城外截然分开。河对岸碉堡林立，机枪就架在河滩上，对出城铲地的农民都要逐一搜身。这也表露出守城国民党军队的恐惧心理，丝毫也不意味着他们强大。在哨卡前车停下来接受检查。车老板儿提个柳罐河边取水饮牲口，我下车把车前车后的捆绳重新勒紧一遍。那个押车的上士上前向哨兵报告，说是押运换装的车，有通行证。哨兵用枪托子把破旧军装砸了几下，挥手放行。大概是把我当成跟车的小工了吧，或者他根本没心管闲事？居然问也不问就放行了。我心里暗自笑，老总啊，你见过穿着黄皮鞋的跟车小工吗？这个虎口竟这么轻松地闯过。

进了铁岭县城，跳下车挥手告别直奔火车站。满以为买张火车票就可以进S城了，哪知道天黑后根本无车。当初陈诚领命进东北，靠着一水儿的美式机械化装备，夸下海口声言三个月要打开东北局面。殊不知越打地盘越小，如今火车还能开到一百多里外的铁岭已经很不错了。下任的卫立煌就更惨了，“卫立煌真不善，火车南站到北站。”这是日后S城流传的顺口溜，也是事实。广大群众对国民党的末日唱起了葬歌！

车票没买到，买了两包“大红运”香烟。国统区啥都缺，就是不缺香烟，而且不少是英国牌子。“大红运”在当时也算不错的烟了。倒是吃的特贵，没舍得在饭馆吃，在路边买了两个半是苞米面的烧饼。吃完就找个旅馆住下。在旅馆登记时账房看了看学生证说：“夜间要查三次店的，军、警、宪轮番来。”我告诉他，就住一宿，明早赶火车回S城，还请你关照。他好心的对我说：“火车不好上的，要早点去车站。”进了房间我将香烟打开，火柴盒放上，又把那双黄皮鞋蹭得锃亮，脱衣躺下。不到九点，警察先来了。我递上一支“大红运”，给他点着火。这小子斜了我一眼：“从哪来，到哪去。”“从法库来，回S城老家”。他叼着烟转身就走了。

老天爷帮忙，没几分钟下起瓢泼大雨，居然没再有人来查店！第二天麻亮，我立即动身去火车站。车站秩序大乱，居然没有卖火车票的了。检票口直接收钱就放人。还有人不买票跳过栅栏直接爬车。我坐的这节车厢是敞篷货车，里面积满了马粪、泥土、乱草，一股腥臊恶臭。国民党兵和一些官员们，有钱人都不上这节车厢。这对我倒是少了许多麻烦，车厢也显得很宽绰。我抱着背包，倚在车厢犄角迷糊起来。这车走走停停，慢慢悠悠的，就一百里地多，到了S城站居然过午了。我大摇大摆走出车站，长长出了一大口憋在胸中的闷气。

S城，我的故乡，去年秋天我离开你，也是从这个站台搭的火车。阔别近一年，我又回来了。我变了，身体的变化不算大，但思想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变得我自己都吃惊。你，变了吗？我在这个城市渡过了整个的青少年时代，路还是原来熟悉的路，建筑依旧。怎么一下车就有股身处异域的感觉了呢？我望着站前那尊坦克纪念塔，望着一群群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人们，泪水模糊了双眼。

坐上有轨电车，车厢里满是戴大盖帽的国民党军官和戴着橄榄帽的士兵。还有嘴唇抹的绯红的“吉普女人”，异常刺耳的嘈杂声、杂乱无章的噪音不时从车窗外飞进，吵得我烦躁、厌恶。车到大西城门赶紧下车，直奔家。

小胡同的污水散发出混杂的气味，苍蝇扑脸，墙头早已倒塌，黑色的小角门开着。我第一眼就看到了妈妈，她脸色灰黄，，眼窝有些浮肿，头发又白了许多。妈妈看见我，眼泪立刻掉了下来。半天才说一句：“你上哪去啦，都想死妈妈了。”我站在堂屋充满激情、充满信心地微笑：“妈妈，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回来了！”

我终于脚落故乡S城，希望、向往在等着我。战斗的号角在催促我，新生活在激励我，新的任务在等待我。为了家乡S城的明天！

六、新的工作

一九四七年的秋，家里已经一贫如洗，吃了上顿没下顿。而且甲长知道我是从哈尔滨回来的，几次登门核查盘问。也赶上陈诚来S城开始大清查户口，并且抓壮丁。我必须找个“合法”工作了。大哥当时在东北行辕做科员，托人把我安排行辕的会计科当工友，给了个上士待遇，还发了套国军的上士军服，但是没有军籍（哈哈，幸亏没军籍呀，否则我的历史得记上一笔--曾当过国民党兵）。工作是扫地、打开水、给科长买烟、送会计传票。有了这身打扮做掩护，我胆子大了。每天晚上到商科学校，找老友刘杨、庞世、培坤、王志忠等同学聊天，向他们讲述我在解放区的所见所闻，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他们觉得在动荡的日子里看到了一线希望，见时机成熟，随即成立了核心小组，在整个商科学校的同学之间展开宣传工作。我又在大北关找到了党的地下联络处，表面上是个书店。联络人叫富振风，以借小说为名，实际上是取来解放区编写的时事评论和解放军频频胜利的战报。大妹在坤光女中读书，我也将她发展到我们的核心小组。把党的宣传材料通过核心小组散播开来，让更多的学生了解外面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十一月，陈诚下令，要把商科及S城市内大部分满十八岁的学生强招入伍，经整训后派送到作战部队去为国民党做炮灰。我立即鼓动了一些工友和商科的同学争取在放寒假前出逃。我自己则想再去康平寻找党组织。倒霉的是刚到法库就被国民党的新三军给逮捕了，说我身份不明。我灵机一动说我去法库跑买卖并且让他们捎信给道义屯王家大车店（奶奶的娘家），请他们出面作保。终于被释放出来。

回到S城，还得找份掩护身份的工作呀。二哥给我介绍到福盛源烧锅店做店员。每天抬大酒篓子、扛粮食袋子，有时也站柜台卖酒。

1948年4月份，商科的同学们已经毕业。经过近一年的宣传鼓动，很多同学对目前国共两党的形势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觉得国民党很快就要垮台，共产党就要胜利。我们不能再这里等着坐享其成，应该大胆的去追求真理，做热血青年应该做的事。决定分批去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经请示地下党组织，我与刘杨、庞世等做为第一组先走。很快我们在法库就找到了东北局城市工作部的南雪原领导，他送我们去青训班学习，并将我留在了城工部。等待着S城解放。

七、跟随解放大军解放S城

1948年11月2日凌晨，接到S城城市工作部部长南雪原命令，任命我为城工部交通员，随机关的马车粮草共七人，急进沈阳。入城后火速向市委报到。

铁法长廊遍溃兵，飞车识途赴沈城。

十一二纵未解鞍，昨宵红旗挂高空。

大北铁狱早开放，万巷争传捷报声。

劫后亲人无暇顾，火急交通奔府坪。

第二天南部长率大队人马赶到。安顿好人马后，南部长非常关心地对我说：“小刘，你从马车上拿袋高粱米，带好武器，给你半天假抓紧回家看看你老母亲。”

当我扎着武装带，腰里别着盒子炮，挎一支美制冲锋枪，肩扛着半袋子高粱米，出现在家门口倒塌的外墙，喜悦地叫声：“妈妈，我回来啦！”老妈妈从黑暗的堂屋里走出来，好一会擦眼睛才适应耀眼的阳光，抓着我的手说：“我满儿（我小名叫小满）回来喽，可想死妈了。”问我扛的袋子是啥东西，我说是我们领导南部长让我给你拿的高粱米。妈妈老泪纵横：“你们领导是大好人啊，家里已经断顿三天啦，这可是救命的粮食啊。”接着妈妈告诉我，说你们再不打进S城，就要把二妹妹卖给人家做童养媳，你老弟也都快饿死了。你回来的太是时候啦。

八、投入建设新中国紧张的工作中

进城后，我被分配到南关区政府会计股任股长。这是比较轻松的工作，坐在办公室里，拨拨算盘、动动笔记账。我年轻气盛，总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正值组建街政权，我积极申请下街道参与工作，会计工作则晚上回来加夜班完成，常常是忙到半夜，就打个地铺睡在办公室里。就这样，我们区的会计工作每次在市里的评比中都排在其他七个区的前面。

1949年9月1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被党组织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九、支援抗美援朝前线的日日夜夜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9月15日美帝在仁川登陆，并迅速将战火燃烧至鸭绿江边。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起响应，加入到这一伟大斗争的行列中。

也就是在这个重要时刻，肩负着上级的信任和嘱托，我被任命为民政科长。不久又兼任区政府办公室主任。那年我刚满23周岁，血气方刚，干劲十足。因大批的志愿军军列需途径S城站开赴朝鲜，我们也开始按军事化的要求开展工作。工作起来不分昼夜，困了就在办公桌上睡觉，随时处于待命状态，几乎有大半年的时间未回家一次。我们民政科的首要任务是战勤动员，其次是拥军优属。

为抗美援朝军列应急补充食品。当时铁路尚无兵站，市里也没有大型食品工厂。因此，每趟军列抵达S城站时，我们全科十几位同志均悉数出动，向区内所有的餐馆、摊贩购买馒头、包子、饼干、烧饼等便于列车上食用的食品，供全列车志愿军所食用（约700人份）。为即将上前线的干部战士加餐一顿。

为入朝志愿军加工炒面和熟食。为防止敌特破坏投毒。我们全科十几位同志每人包干一个加工点，昼夜监制，在短短的几天里，全区就加工了炒面约五万斤，熟肉数千斤，包装完整，交付给志愿军后勤部，及时发往前线。

板门店谈判开始，我们动员了我区的西餐厨师赴板门店，为谈判各方制作西餐。

前线急需运输人员。我们就动员全区的汽车司机去前线开车运送物资，还动员全区内大部分马车夫去前线运送各类物资。动员装蹄师傅去前线为战马装钉马掌。动员五十多位名自行车修理师傅去前线组装改装自行车担架车。动员区内所有的缝纫工人和家庭有缝纫机的人员，组成了上千人的军服加工厂，为志愿军加工了单、棉军服约7万套。前些日子我从电视节目上看到了时隔几十年仍有留存的当年板门店谈判的木制房屋所用的木料就是我们区加工出来的！

前线缺飞机大炮。我们就动员全区各界人士捐款，从私营工商业者，到中小学生；从各类机构，到居民组，最后到每家每户，多次召开动员会。在短时间内筹集了相当大数额的捐款，上交给市政府。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前线。

民政科的第二项任务是拥军优属。

当时，南关区约有烈属一百余户，军属1200户。我们为每户军烈属均建立了卡片式档案，就挂在民政科墙上。我要求区和街道办事处的民政干部每月至少两次以上逐户登门拜访，亲手送上补助费并且解决每家每户的实际困难。记得当时云集街道有位烈属闫李氏，她儿子当营长在前线壮烈牺牲，老大娘整天的哭儿子。当年S城的大部分民宅均是平房，没有暖气，那个冬天又是出奇的冷，屋内结冰，我就领着民政干部动手盘炕，砌烟筒，送煤送柴火，粉刷墙壁，女同志则帮助大娘拆洗衣被，做菜做饭。渐渐的大娘的精神状态好了起来、、、、、、。就这样，我们一家家的走，一家家的帮，后来，很多烈属们给了我们个称呼：“民政儿子”，“民政女儿”！

最让我感动的是在那个动荡岁月里我下乡插队落户时，车子就要开动了，当年我多次慰问过的烈属董王氏大娘挎着个包袱来看我，包袱里包着的是一坛她自己酿的大酱，说是农村都是自家下大酱，没处买、、、、、、，我知道，这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坛大酱，是她老人家对我当年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报以最朴素感情的信任！

为了进一步提高烈军属的生活水准，我们集思广益，跳出单纯救济的思维方式，组织他们进行生产自救。先后成立了“烈军属糖果厂”，“烈军属印刷厂”“烈军属炼油厂”，吸收了三百多位烈军属家庭成员就业。并决定，虽然他们工作后有了工资收入，但烈军属补助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撤销。同时还积极组织烈军属参加各类扫盲班，帮助他们学文化，关心国家大事。记得当时最有名的一位烈属代表叫陈和宁，不但入了党，做了印刷厂的副厂长，还出席了市人民代表大会，并获得市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成为市、区烈军属中的一面旗帜。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很多从未走出家门的家庭妇女走出了家门，走向社会，参加了工作，妇女翻身得解放成为现实。

逢年过节，我们为烈军属的家庭家家挂红灯，户户贴楹联，走街串巷，随处可见的是：“军属光荣”、“烈属光荣”的醒目牌匾，“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标语。

抗美援朝支前工作的日日夜夜，在新中国朝阳的沐浴下，是我人生中精力最充沛、年华最灿烂的一段美好时光，我尽了最大的力气，得到上级领导的认可。二十八岁那年，我被任命为副区长，并代理区长。我，一个在旧社会苦水里泡大的孩子，能得到党组织的认可，把这么重要的岗位交给我，是对我最大的信任和鼓励。

是党把好日子给了我，今后我的一切工作就是努力让群众过上好日子！

（上半部完）

2025年4月28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