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春潮暗涌
民国五年的盛夏,来得格外酷烈。鹭岛的空气仿佛被架在文火上细细熬煮过,黏稠、湿热,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角落,吸入肺腑都带着滞涩感。庭院里那几株凤凰木,花期已近尾声,残存的几簇猩红在墨绿的羽状叶间无精打采地耷拉着,枝桠间的蝉却仿佛要用尽最后的生命力,声嘶力竭地鸣叫着,那尖锐而单调的噪音,搅得人心愈发烦闷难安。
骆汉沅推开“沅记商行”二楼书房那扇厚重的楠木窗,一股裹挟着海港特有咸腥与货物腐烂混合气味的热浪立刻扑面而来,令他呼吸微微一窒。远处码头方向,传来苦力们搬运重物时有气无力的号子声,断断续续,仿佛连这最能吃苦的群体,也被这无休无止的酷暑抽干了最后一丝精气神。
他转身回到书桌前,手中捏着一份辗转多日、边角都已磨损的上海报纸,日期显示已是半月之前。然而,头版那行加粗醒目的黑色标题,却依然带着石破天惊、穿越时空的力量,狠狠撞击着他的视线:
“袁项城殒落——举国哗然,局势未明!”
下面是小字的详细报道,用近乎白描的笔触,叙述了那位一心黄袍加身、仅在“洪宪”帝位上坐了八十三天的野心家,如何在举国上下的唾骂声浪、昔日部众的纷纷叛离以及列强的外交压力下,忧愤交加,恚恨成疾,最终在六月初六一命呜呼。报纸的边角空白处,还印着几幅笔法粗糙却极尽刻薄的漫画,将袁世凯画成一只鼓着眼睛、癞蛤蟆般的丑态,对着那身永远不合身的龙袍垂涎三尺,极尽嘲讽之能事。
骆汉沅缓缓放下报纸,心中并无多少宿敌毙命的快意恩仇,反倒涌起一股巨大的、难以言喻的空虚,以及随之而来的、更深沉的忧虑。巨奸虽毙,然天下之势,已如一件失手跌落的珍贵琉璃盏,顷刻间碎片四溅,裂痕纵横,再无重归完整与宁日的可能。他踱步到墙边,目光凝注在那张因常年海风侵蚀而微微泛黄的全国地图上。他的指尖掠过图上那些被不同粗细线条勾勒、被各种符号标记的省份区域,仿佛能听见金戈铁马、枪炮轰鸣之声,正从这纸面之下隐隐传来,预示着更为酷烈的纷争。北洋系内部早已四分五裂,皖系、直系、奉系,各大派系头目摩拳擦掌,争权夺利;南方各省,滇系、桂系、粤系,亦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这泱泱华夏,幅员万里,此刻竟似寻不出一块真正完整、安宁的土地。
“皇帝……那个袁皇帝,就这么……没了?”老周端着新沏的凉茶进来,瞥见报纸上那触目惊心的标题,脚步一顿,难以置信地低声问道,声音里带着一丝虚幻感。
“嗯,没了。”骆汉沅的声音异常平淡,听不出喜怒,他接过茶杯,指尖感受到瓷壁传来的凉意,“可赶走一个坐在北京城里的皇帝,这神州大地,却冒出了无数个手握枪杆子的‘土皇帝’。往后的日子,纲纪崩坏,律令不行,怕是比他在时,更要艰难百倍。”
现实很快印证了他的预言。袁世凯的死讯,如同骤然撤去了一道勉强维持的脆弱堤坝,积蓄已久的混乱洪流顿时倾泻而出,席卷四方。北京城头变幻大王旗,黎元洪依据约法继任大总统,然实权却旁落于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之手。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各地军阀自行其是,招兵买马,横征暴敛,将辖区视为私产。福建这片富庶之地,也未能幸免于难,督军李厚基在北洋政府的名义下,对闽地的控制愈发严酷,与南方革命政府势力及本省其他军事力量的摩擦日渐频繁,山雨欲来。
在这种混沌与希望并存的背景下,退居广州积聚力量的孙中山先生,于民国六年(1917年)盛夏,再次毅然举起“护法”大旗,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自任海陆军大元帅,欲以《临时约法》为武器,对抗北洋集团的专制统治,维护共和法统。消息几经周折传到厦门,如同在沉闷污浊的死水中投入一颗石子,虽未能立即改变大局,却在骆汉沅这等历经沧桑、信念未泯的老同盟会员心中,漾开了复杂而深沉的涟漪。那面久违的青天白日旗,似乎又在遥远的南方,倔强地升起了。
一日黄昏,夕阳的余晖将海面染成一片凄艳的金红色。商行来了一位风尘仆仆、行色谨慎的客人。他穿着南洋华侨中常见的淡黄色香云纱衫裤,头戴一顶宽檐巴拿马草帽,遮住了大半面容,自称是经营橡胶与锡矿生意的侨商,姓陈。但当他被引入密室,与骆汉沅单独坐定,摘下帽子的瞬间,那双露出的眼睛却锐利、沉静,带着一种洞悉世情的了然与坚定,绝非寻常追逐利益的商贾所有。
“骆先生,久仰大名,今日冒昧来访,实有要事。”来人没有过多寒暄,从贴身衣袋里取出一封没有署名、封口处却有着特殊暗记的信函,双手递上,“孙先生在广州重整旗鼓,高举护法义旗,然百废待兴,亟需海内外同志戮力同心,共克时艰。此次护法,意在恢复共和法统,涤荡军阀污秽,为民国寻一条生路。”
骆汉沅验看信物,确认无误,心中顿时了然。他知道,沉寂数年的斗争又以新的形式开始了,尽管前路依旧迷雾重重,吉凶未卜。他没有多问对方具体身份与行程,只沉声应道:“孙先生辛苦。需要骆某在此间做些什么?但请直言。”
“经费,药品,还有……沟通南北、特别是联络闽南、闽西地方潜在力量的秘密渠道。”来客言简意赅,目光恳切而信任,“骆先生在此地盘桓多年,人脉深厚,信誉卓著,望能在此关键时刻,鼎力相助,以成大事。”
接下来的日子,“沅记商行”表面上一切如常,算盘声、伙计的吆喝声、往来的客商依旧,内里却暗流涌动,进入了一种高度紧张而又隐秘的运行状态。骆汉沅动用了多年苦心经营积累下的人脉网络,一些因时局动荡而一度沉寂的江湖关系、商会旧谊、乃至地方乡绅的人情,被小心翼翼地重新激活。筹集到的款项,通过隐秘而可靠的南洋侨汇路线,分批汇往南方指定地点;治疗枪伤、感染所急需的西药、磺胺粉、奎宁等珍贵物资,被巧妙地分装、伪装在出口的茶叶、桂圆干、笋干等寻常土产货物中,由知根知底、绝对可靠的船家,利用夜色或复杂航道,运往粤东、闽南沿海的指定接头点。这一切,都在郑一鸣那日益严密、如同蛛网般笼罩着码头与商界的监视下,如履薄冰,险象环生地进行着。
郑一鸣如今官运亨通,借着“维护地方治安,严防南逆渗透”的冠冕堂皇名头,其权势更胜从前。他的警察厅耳目遍布码头、客栈、电报局乃至茶楼酒肆,对骆汉沅这位“前革命党”、现“不安分商人”的盯梢也愈发不加掩饰,近乎公开。骆家宅院外,总有几个看似闲逛、目光却游移不定的生面孔在附近徘徊;商行运出的每一批货物,也时常会遭到警察厅人员格外“仔细”甚至带有破坏性的盘查。骆汉沅与那位南洋“陈先生”的几次秘密会面,更是精心设计,地点变换不定,时而假借游览鼓浪屿,时而伪装成商业洽谈,每一次都需老周等核心伙计在外围机警周旋,时刻留意风吹草动,才得以险险避开无处不在的耳目。
就在这内外交困、紧张欲裂的氛围中,民国六年(1917年)的初秋,一个更为震惊、其意义远超国内政争的消息,如同来自遥远西伯利亚的凛冽寒流,又似一道划破夜空的异色闪电,猝不及防地掠过中国知识界,也传到了偏居东南一隅的厦门——俄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十月革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以暴力手段推翻了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建立了全新的苏维埃政权。
这消息最初只是从一些经由香港转口的外国报纸边角短讯、以及少数海外侨胞的信件中零碎传来,语焉不详,却充满了诸如“劳工执政”、“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和平法令”、“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之类闻所未闻、石破天惊的字眼。它们像一颗颗投入千年古井的巨石,在骆汉沅原本因国内乱局而倍感疲惫与失望的心湖中,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涟漪与深层震荡。
一日,那位南洋来的“陈先生”再次于夜色掩护下秘密造访。谈完经费转运与物资接应的具体事宜后,他没有立刻离开,而是沉吟片刻,忽然压低声音,带着几分难以抑制的神秘与兴奋说道:“骆先生,近来可曾听闻北面俄国之惊天巨变?”
骆汉沅心中猛地一动,仿佛某种预感被触及,他颔首道:“略有耳闻,只是海外消息阻隔,传来之讯息支离破碎,详情不得而知,只觉其主张……颇为骇俗。”
“陈先生”眼中闪着一种骆汉沅从未见过的、近乎灼热的光芒,他身体微微前倾,声音压得更低:“据那边辗转传来的较为确切的消息,俄国的工人和士兵,自己拿了枪,联合起来,推翻了贵族和资本家的政府,自己坐了天下!他们宣称要立刻废除一切对外不平等条约,将地主土地无偿分给耕种之农民,大型工厂、矿山、银行全部收回国有,归于工人管理……这可是亘古未有之奇变啊!其势之猛,其理之新,足以颠覆旧有之世界!”他顿了顿,语气从兴奋转为一种深沉的思索,“孙先生于广州,亦对此事件极为关注,曾言俄国革命之成功,其组织与方法,或可为我革命事业之借鉴。”
“工人……士兵……自己拿了枪……自己坐了天下?”骆汉沅喃喃地重复着这几个简单却蕴含雷霆万钧之力的词语,只觉得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的思想冲击力,猛烈地撼动着他数十年来形成的思想根基与认知框架。他大半生追求的共和、民主理想,在现实中,似乎总与少数知识精英、秘密会党、地方军阀的力量纠缠不清,最终都难免沦为权力争夺的戏码,换汤不换药。而这来自遥远北国的“劳工执政”、“土地国有”的理念,虽听起来如同天方夜谭般匪夷所思,却像一道强烈无比的全新光芒,骤然刺破了长期笼罩在他心头、关于中国出路何在的厚重迷雾,让他恍惚间看到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更为彻底、也更接近他早年加入同盟会时内心深处所憧憬的“平均地权”、“天下为公”理想的可能路径。
他送走心潮同样澎湃的“陈先生”,独自在书房里背着手踱步良久。窗外,夜色渐浓,墨蓝色的天幕上繁星初现,与远处漆黑的海面相接,一片混沌未明。但他的心中,却仿佛有什么沉寂已久的东西被那遥远的星火点燃了,虽然那火光此刻还微弱、摇曳,对前路依旧茫然,却顽强地闪烁着,不肯熄灭。
然而,中国现实的荒谬与错位,总是不期而至,以一种近乎讽刺的方式打断任何超越性的思考。就在他沉浸于对俄国革命所带来的震撼与遐思中时,北方政坛再次传来令人瞠目结舌的消息——盘踞徐州、仍以清朝忠臣自居的“辫帅”张勋,竟利用北洋政府内部“府院之争”的白热化,率领他的数千誓死不留辫子不归的军队,悍然闯入BJ,拥立清废帝溥仪复辟了!一时间,北京城仿佛时光倒流,龙旗飘展,遗老遗少们弹冠相庆,蟒袍补服重现街市。
这出荒唐透顶、逆流而动的政治闹剧,虽然在全国一片反对声浪和段祺瑞组织的“讨逆军”马厂誓师进攻下,短短十二天便告彻底收场,段祺瑞甚至因此博得了“再造共和”的虚名,但它却像一面扭曲的哈哈镜,无比清晰地照出了此时中国政坛光怪陆离、混乱失序的底色。皇帝阴魂不散,军阀唯力是视,你方唱罢我登场,所谓的“共和”、“法统”、“民意”,在赤裸裸的枪杆子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如同儿戏。
骆汉沅接到这个消息时,竟连愤怒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觉得一种深深的、浸透骨髓的疲惫感和一种近乎荒诞的无力感。他走到暮色渐深的院中,看着在微凉晚风里嬉戏追逐的孩子们。启明已经能流利地背诵《少年中国说》的片段,嗓音清亮;玉盘也到了识字的年纪,正拿着粉笔在石板上歪歪扭扭地画着。他心中那份因听闻俄国革命而燃起的、关于崭新道路的微光,在与眼前这黑暗、循环、令人绝望的现实对比下,反而变得更加清晰、更加坚定,如同淬火后的精钢。
是夜,万籁俱寂,唯有海潮声远远传来。他在书桌前坐下,拨亮台灯,展开日记本,墨迹在灯下显得格外凝重:
“民国六年,丁巳。袁死而天下分崩离析,军阀割据,混战不休,民生凋敝,甚于前清。孙先生在粤再举护法义旗,予虽力薄,亦暗中筹措,竭力输将,望延一线共和之机。然郑某鹰犬,监视愈紧,如影随形,行事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步步惊心。然此艰难困顿之际,忽闻北俄巨变,劳工执权,土地均分,其道虽异,其志或与我当年‘平均地权’之理想暗合。心湖为之震荡,思想受之冲击,如处暗夜而忽见远方微光,虽不明亮,却示新径。旋又闻张勋复辟之闹剧,共和根基之飘摇,政体之儿戏,竟至于斯!旧路已绝,荆棘遍布;新途何在,迷雾重重。然俄人之道,虽远且险,迥异于我所熟知之世界,然其中所有之‘新’,所有之彻底,或正为我辈数十年来苦寻未得之药石。春潮暗涌于冰封之下,地火运行于重岩之中,虽前途未卜,吉凶难料,然此心已动,眼界已开,不可复止,唯有前行。”
他轻轻搁下笔,吹熄灯,走到窗前。夜色深沉如墨,唯有远处海港那座孤独的灯塔,依旧规律地、不知疲倦地扫过漆黑如缎的海面,那一道光束微弱,却执着地、一遍又一遍地刺破深厚的黑暗,试图为迷航的船只指引方向。骆汉沅知道,他自己以及这个多灾多难国家的航程,也正驶向一片前所未见的、充满未知惊涛与骇浪的广阔水域,但那从北方隐约透出的一丝异样曙光,尽管微弱而遥远,却让他心甘情愿,怀抱着一丝近乎悲壮的希望,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