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你到玉苍之巅：第7章 新规矩

但至少，门已经推开。

我们站在了门槛上，看见了门里那条长长的、布满各种章程和表格的走廊。

走廊尽头的光，还看不清楚，但风已经吹了过来，带着海洋的咸腥，和全球机器运转的、低沉的轰鸣。

饭馆的电视里在播新闻，关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

主持人的声音字正腔圆。我们听着，默默吃完了盘子里的菜。

外面的沈阳街头，华灯初上，已经有了初夏的暖意。而遥远的玉苍山脚下，此刻应是蛙声一片了吧。

外贸那五千粒叶子扣的尾款到账时，沈阳的槐花开得正盛，空气里浮动着甜腻的香气。

钱数打在存折上，看起来和市场上几笔大单挣的差不多，但感觉完全不同。

它像是从一条更深的河里淌过来的，水有点凉，也格外清冽。

周同志后来又找过我们一次，还是那间安静的办公室。

他给了我们一份简单的“验厂报告”，是商检局的人去瓯海兴达厂后填的，上面有各项打分。

“基础条件符合要求，管理有待规范。”他念着评语，抬眼看看我们，“想长期做，厂子得立起来，不能总像个家庭作坊。”

我们把报告寄回家里。

父亲托识字的人念了，没说什么，但后来信里提到，把临街那间放杂物的屋子清了出来，刷了白墙，挂了块写着“兴达纽扣加工厂”的木头牌子，虽然厂子还是那几个亲戚在忙活。

夏天的五爱市场像个巨大的蒸笼。

我和孔周守着摊位，汗顺着脊梁往下淌。

那笔外贸生意像投进湖里的一颗小石子，漾开几圈涟漪，很快就被日常的嘈杂淹没了。

但我们自己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再看市场里那些倒卖服装、布料的人，看那些讨价还价、真假掺半的手法，心里会不自觉地生出一点疏离感。

不是看不起，是隐约觉得，那不是我们要走的长路。

孔周开始更积极地跑动，想多接几个像前进厂那样的内销单子。

他脑子活，嘴皮子利索，很快又搭上了两家集体制的小服装厂。

我们的摊位也扩充了点，添了些新花样的扣子，甚至还进了一批从广州来的、亮闪闪的合金拉链，搭着卖。

我则更多地泡在电话局和邮局。

给周同志打过两次电话，询问有没有新机会，他都说暂时没有，让我们把基础打好。

我也给顾佳写过信，问她家工厂接上海代工单的情况。

她的回信变得有点短，字迹匆忙，说忙，在跟工人扯皮质量问题，又说她表哥王思创毕业了，真的进了省里的外贸公司，不过是在另一个处。

“他说做外贸，熬资历，看机遇，急不来。”她在信末写。

七月的一天，热得让人发昏。

市场里没什么人，我正拿着本《经济日报》看——这是周同志说过可以留意的，上面有时会有政策动向。

报纸是过期的，但里面一篇关于“乡镇企业出口退税”的文章吸引了我的目光。

正琢磨着那些术语，摊位前停下一辆倒骑驴。

蹬车的是个黑瘦的年轻男人，头发乱蓬蓬的，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裤。

他跳下车，抹了把汗，目光扫过我们的摊位，最后落在那批合金拉链上。

“老板，这拉链，能单买吗？”他问，口音带着很重的南方腔，但不是温州话。

“能，要多少？”孔周搭话。

“先……先买五条。”年轻人有点局促，“我看看质量。”

孔周扯了五条给他，报了价。

年轻人付了钱，没走，蹲在摊位旁边的阴凉处，仔细研究那拉链，又拿出个小本子记着什么。

过了一会儿，他抬头，迟疑地问：“你们……是温州人吧？”

“是。”我说。

“我，我是青田的。”他声音大了点，像是找到了同乡，“也在东北跑。”

青田，离温州不远，也是出华侨、跑四方的地方。

我们攀谈起来。他叫刘德全，比我们小一岁，家里也是做小买卖的。

他去年开始跟着一个表舅在哈尔滨卖眼镜，今年想自己单干，跑点小五金、拉链之类的东西试试水。

“这边拉链，好的太贵，便宜的又爱坏。”刘德全说，“你们这个，看着还行。要是价格合适，我想拿点货去哈尔滨试试。”

生意送上门，孔周自然热情。谈好了量，约好第二天来取货。刘德全蹬着倒骑驴离开时，背影在热浪里有些摇晃。

“也是个能吃苦的。”孔周说。

我没接话，看着他小本子上密密麻麻的字迹，想起自己刚来沈阳时的样子。

都是这样，背着重重的包，揣着小小的本子，在陌生的北方城市里，寻找一点点缝隙，把自己和货一起塞进去。

过了几天，刘德全又来了，说拉链在哈尔滨几个小裁缝铺卖得还行，想再进点，又问我们有没有别的辅料，比如按扣、气眼之类。

我们手里没有，但桥头市场有。

一来二去，我们成了他在沈阳的临时“供货点”。

他本钱小，每次拿货不多，但人勤快，守信用，卖完了就立刻来结账、补货。

有一次，他拿完货，坐在我们摊位旁的水泥台阶上啃馒头，就着白开水。

孔周递给他一根黄瓜，他憨厚地笑笑，接过去。

“还是你们温州人厉害，”他说，“到处都能扎根。我们青田人，总想着再远点，再远点。”

“再远点？去哪儿？”我问。

“外面啊。”刘德全咬了口黄瓜，含糊地说，“欧洲，南美。我好多亲戚都在外面。等我攒点钱，把这条路跑熟了，也想出去看看。”

外面。这个词从他嘴里说出来，那么自然，带着乡野的质朴和不容置疑的向往。

我忽然意识到，在我们琢磨着外贸条款、FOB上海的时候，在很多人眼里，“外面”是更直接、也更冒险的闯荡，是用双脚和背囊去丈量的未知大陆。

八月，香港回归的消息铺天盖地。

市场里好多摊位都挂上了小国旗，收音机里整天放着庆典的新闻。

那种举国欢腾的气氛，也感染了我们这些异乡客。

晚上，通铺里几个老乡凑钱买了酒菜，围在一起听收音机里的实况转播。

当国歌响起的时候，房间里忽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停下了筷子。

阿祥，那个乐清老乡，眼眶有点红，低声说：“妈的，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