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水下的
前进厂的订单像一剂强心针。
我和孔周在桥头的家人连夜组织生产,赶在正月十五前把两万粒仿牛角扣发了过来。
李科长验货时,戴着白手套,一粒粒抽检,最后点点头:“可以。”两个字,让我们悬着的心落了地。
货款结清那天,我们去银行存钱。
厚厚几沓钞票换成存折上一个数字,走出银行时,北方的阳光依然冷冽,但照在身上似乎有了点温度。
孔周兴奋地计划着扩大摊位,再租个仓库,甚至想拉拢阿祥他们一起干。我听着,没说话。
心里那点模糊的念头,被这第一笔像样的订单催得更清晰了些。
光卖纽扣,是被动的,等别人来选。前进厂要的是“不一样的东西”,这“不一样”,也许不止在扣子上。
我开始有意识地往五爱市场的服装区跑,不看热闹,看门道。
看那些广州来的时髦款式,版型哪里不同,用的是哪种面料,搭配什么辅料。
也去国营百货的服装柜台,看挂着的成衣,翻看标签,记下产地和成分。
晚上回到通铺,就在笔记本上画下简单的线条图,标注尺寸和细节。
我看不懂设计图,但我能记住样子,能琢磨出大概的比例。
偶尔也写信给顾佳,问她家工厂的进展,问南方现在流行什么。
她的回信时快时慢,信里逐渐多了一些“流水线”、“打版”、“出货期”之类的词。
她说自家的小厂做衬衫,一开始仿上海货,现在想试着加点自己的改动。
“我阿爸保守,觉得好卖就行。我觉得不行,得有点别人没有的。”
她在信里写,字迹潦草,能想象出她说话时眉毛微扬的样子。
四月底,前进厂的第一批夹克上市了。
李科长托人带话,让我们去百货大楼看看。
我和孔周去了,在男装柜台角落,找到了那批夹克。
深咖啡色,样式比老式工装洋气,最关键的是,胸前和口袋用的正是我们的仿牛角扣,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确实比普通塑料扣提气。
价格不便宜,但旁边已经有人在试穿。
李科长后来告诉我们,两百件夹克,半个月卖光了。
“厂里决定,秋季款加大这个系列的产量。”他说,“扣子,你们得保证供应,质量不能跌。”
机会来了,但压力也更实在。
我们增加了进货量,对质量把关更严,甚至在桥头家里专门租了间房,请人做二次分拣,确保每批货色差、厚度一致。
生意上了轨道,人也像陀螺一样转得更快。
通铺里的老乡换了一茬,有人挣了钱回家盖房娶媳妇,也有人亏了本黯然离开。
我和孔周留了下来,从小通铺搬进了旅社后院一间稍大的、带火炕的房间,虽然还是阴冷,但总算有了点私人空间。
变化发生在五月一个下午。
那天没什么顾客,我在摊位上翻看新到的几本《流行色》杂志——这是顾佳寄来的,说是她表哥从学校图书馆弄到的过期刊物。
彩页上的外国模特穿着宽松的夹克,颜色大胆,搭配着看起来很特别的金属拉链和形状古怪的扣子。
一个穿着灰色夹克、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在我摊位前停下,目光落在我手里的杂志上。
“看这个呢?”他开口,普通话很标准,带点南方口音,但不是温州话。
我点点头,把杂志合上。
“你是温州的?卖纽扣?”他问,随手拿起一粒有机玻璃扣对着光看。
“是。您需要什么?”
他没直接回答,反而问:“你们除了这些常规的,能做定制吗?按图纸,或者按样品。”
我愣了一下。
定制?桥头市场都是现成的品种,批量化生产,定制意味着开模具、小批量,成本高,麻烦。
“得看具体要求,”我谨慎地回答,“量太小的可能……”
“量不是问题。”男人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用铅笔画着一个不规则的几何形状,像一片抽象的叶子,旁边标注着尺寸和厚度要求。
“这种形状,树脂材质,哑光面,黑、白、灰三色。先要五千粒,如果成品好,后续每月两万粒起。”
我接过图纸,仔细看。
形状确实特别,不是常见的圆或方,边缘有微妙的不规则曲线。
五千粒不算极大,但足以开模。关键是后续的量。
“这是什么……用在什么上的?”我忍不住问。
“出口。”男人简单地说,打量着我,“我是省外贸公司下属分公司的,姓周。我们接到一个芬兰的订单,户外服装,对方指定要用这种设计的扣子。在本地找了几家厂,工艺达不到要求,或者成本太高。”他推了推眼镜,“你们温州人脑子活,手工业发达,我想试试。”
外贸。出口。芬兰。这些词像带着电流,让我头皮微微发麻。
我捏着那张图纸,纸张很轻,却感觉沉甸甸的。
“我得问问家里厂子,看能不能做。”我努力让声音平稳,“怎么联系您?”
周同志留了张名片,是省外贸公司的地址和电话。“尽快给我答复。时间紧。”
他走后,孔周凑过来,看着那张名片,又看看图纸:“外贸单?靠谱吗?别是骗子。”
“不像。”我说。周同志身上有种体制内人才有的、混合着谨慎和一点点优越感的气质,和市场上那些倒爷不同。“而且,他直接找到我们这个小摊位……”
“也许人家是广撒网。”孔周说,但眼睛也亮了,“真要成了,这可是条大路。”
当晚,我们没去小饭馆,在房间用煤油炉煮了挂面。
就着咸菜,反复研究那张图纸。形状复杂,对模具精度要求高,哑光面处理也是个难点。
桥头家里做惯了标准件,这种异形扣,没把握。
“问问顾佳。”孔周忽然说,“她不是搞服装厂吗?说不定认识做复杂模具的。或者,她表哥在大学,认识懂技术的?”
我犹豫了一下。这是生意,牵扯到可能的机会,也牵扯到人情和不确定的风险。但周同志给的期限是三天。
第二天一早,我去邮局,给顾佳发了封电报。
电报按字算钱,我斟酌着用词:“有外贸异形扣订单,求问何处可开精密模具,急。许。”
发完电报,心里空落落的。
站在邮局门口,看着街上已经开始换上春装的行人,忽然觉得自己和这个城市,依然隔着很厚的玻璃。
我能看见它的样子,能在这里谋生,但那些真正重要的门径和信息,依然在玻璃后面。
回摊位的路上,经过前进厂。高大的烟囱冒着淡淡的烟,门口贴着“欢迎洽谈业务”的红纸。
我想起李科长的话,想起百货大楼里那些夹克。
从红星厂到前进厂,从内销到可能的外贸,路似乎就是这样,一环扣着一环,无意中推开一扇门,才能看见下一扇的影子。
顾佳的回电在第二天下午到了旅社。很简单:“已询,瓯海有厂可试。速寄图纸样品详谈。顾。”
瓯海,离桥头不远。
我和孔周立刻行动起来。
我负责去电话局打长途,联系桥头家里,让父亲或可靠的亲戚立刻拿着图纸去瓯海那家厂咨询;孔周则仔细包好几粒我们现有的、工艺最好的扣子作为样品,连同图纸复印件,用最快的挂号信寄回温州。
等待的三天格外漫长。
摊位上的生意都有些心不在焉。周同志没有再来,但名片就在我口袋里,像一块烧着的炭。
第三天傍晚,旅社老板娘在楼下喊:“温州许宸溪,长途电话!”
我几乎是冲下楼。
电话里是父亲的声音,隔着遥远的距离,沙哑而模糊,但话语清晰:
“瓯海厂子看了,能做。开模费八百,试模第一批五百粒,合格了再做大的。时间,至少要二十天。”
八百。对我们不是小数目,几乎是目前大半流动资金。但如果成了……
“做。”我说,声音有点干。
挂掉电话,站在旅社昏暗的走廊里,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
八百块,押在一个陌生外贸员的图纸上,押在瓯海一家没打过交道的厂子技术上。
失败,可能就跌回原点。
但水下的声音,已经听到了。
那声音说,路可以更宽。
我走回房间,孔周正眼巴巴地看着我。我点点头。
他用力拍了下炕沿:“赌了!”
我们没有立刻联系周同志。等瓯海那边的试模样品。
等待中,日子照旧过,卖纽扣,记账,吃面条,和通铺里新旧老乡聊天。
但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看市场的眼光,谈生意的感觉,甚至晚上躺在炕上听风声的心境,都仿佛多了一层底子。
那层底子,叫“可能”。
二十天后,一个沾满油污的小包裹从温州寄到。
里面是五粒按照图纸生产的树脂扣,哑光黑,形状正是那片抽象的叶子。
边缘光滑,曲线流畅,孔眼精准,哑光面均匀细腻。
放在手心里,冰凉,却有一种陌生的、精致的质感。
我和孔周拿着这五粒扣子,看了很久。然后,我去电话局,拨通了周同志名片上的号码。
电话接通,我报上名字和事由。周同志在那边停顿了一下,说:“明天上午十点,来我办公室。”
放下电话,走出电话局。
沈阳的春天终于有了点暖意,风刮在脸上不再像刀子。
我抬头看了看天,灰蓝色的,很高。
口袋里那五粒扣子,随着步伐轻轻碰撞,发出细微的、几乎听不见的声响。
那声音,只有我能听见。
它说,门,又推开了一点。
门后吹来的风,带着更遥远海域的咸味,和一种陌生的、叫做“外面”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