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旋之间：第4章 蛰伏的两年
第4章 蛰伏的两年
沈雪卿把藤箱子往我桌上一搁，笑盈盈地说“游戏还没结束“那会儿，我心里头那个火啊，蹭蹭地往上冒。这两年，我在天津算是看明白了，什么革命党、黑龙会、官府、洋人，全是一个德行——嘴里说的都是主义，心里想的全是生意。而我林三，就是他们生意里的一个筹码。
袁大人给我起名“林三爷“，看似威风八面，可我知道，这三爷前面得加个“小“字。小到啥程度？小到袁老板一个喷嚏，我就得抖三抖；小到沈雪卿一个眼神，我就得琢磨三天；小到黄宗羲一封密信，我就得跑断腿。
两年了，宣统三年，也就是1911年，我25岁，可心已经老得像52的。我的目标很简单：活下去，像个人一样活下去，而不是当谁的钱袋子、谁的刀、谁的狗。
但这目标看着简单，做起来比登天还难。我手里管着三百万两银子——对，你没听错，三十万两早滚成了三百万。可这钱没一分是我的，全是袁大人的军饷、英国人的赔款、日本人的投资、革命党的经费。钱在我账上走一遭，我得抽成一成，三十万两。但这三十万两我不敢花，也不能花。花了，就是贪污；不花，堆在那儿就是找死。
我得把这钱洗干净，变成明面上的产业。我得在天津扎下根，让黑白两道都不敢动我。我得有自己的眼线、自己的打手、自己的靠山。最重要的是，我得让所有人都觉得，我林三爷有用，但无害。有用，他们就得用我；无害，他们就不怕我。
可最大的阻碍，是沈雪卿。她不叫沈雪卿了，现在叫川岛芳子，成了我的邻居。她住在德顺里十七号，我住十八号，中间就隔着一堵墙。她天天穿旗袍，烫卷发，说一口流利的天津话，见人就笑，见我就递点心。可我知道，她那双眼睛，24小时盯着我。
她不是在监视我，是在等我犯错。等我贪污一笔，等我私通洋人，等我背叛...。只要我有一丝把柄，她就能把我拿下，拿回那三十万两黑龙会的钱。
所以这两年的目标，我得拆成两步：第一步，稳住袁大人和英国人，让他们觉得我是最好的白手套；第二步，防住沈雪卿和黄宗羲，让他们找不到我的破绽。
但最重要的第三步，我得给自己留条后路。一条谁也想不到的后路。哪怕有一天所有人都想杀我，我也能活下去的后路。
为了这条后路，我开始记账。不是明面上的账，是暗账。每一笔黑钱的来路，每一笔抽水藏哪儿了，每一个跟我打过交道的人的把柄，全记在我脑子里。我不写字，不画图，就在脑子里背。八年跑堂练出来的记性，现在派上了大用场。
我还开始学洋文。袁老板给我请了个洋教师，每周三堂课。我学得慢，但学得扎实。半年后，我能看懂英文合同；一年后，我能跟史密斯吵架；两年后，我能用洋文做假账，让英国查账师都看不出破绽。
我还学着做人。不是做好人，是做“有用的人“。袁大人府上，我每月孝敬三万两；英国领事馆，我每年送五万两的“茶水费“；日本租界，我暗中资助几个浪人，让他们给我通风报信；就连漕帮的癞头胡子，我都按月给他寄银子，让他帮我盯着上海那边的动静。
这两年的目标，说白了，就是把自己从一个棋子，磨成一颗谁都捏不动的石头子。磨好了，我就能活；磨不好，我就得死。
可磨着磨着，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像林三了。那个在苏州跑堂的林三，那个只想开豆腐坊的林三，那个揣着一百两银子就美得不行的林三，死了。
现在活着的，是天津的林三爷。一个手里有三百万两银子、三十个眼线、三把洋枪、三房姨太太（袁大人赏的）的三爷。
这林三爷，是个怪物。
————
1911年春天，袁大人跟我说：“林三，有个活儿，办成了，你就是我的心腹；办不成，你就得死。“
啥活儿？给北洋新军筹饷。
清廷那帮王爷，天天喊“新政“，可口袋里比脸还干净。袁大人要练新军，没钱。英国人愿意借，但利息高得吓人，还得拿关税抵押。日本人愿意借，但条件是要在东北开矿。革命党更穷，天天就想着钱。
袁大人想了个招：用洋人的钱，办大清的事，再把锅甩给革命党。具体操作是，让我以三记贸易行的名义，向英国汇丰银行贷款一百五十万两，年息五厘。这笔钱，名义上用来修码头、开工厂，实际上是买枪炮、发军饷。等清廷问起来，我就说钱被革命党拿走了。反正革命党，多背一个锅也不嫌重。
我听完，头皮都麻了。这是让我当汉奸加反贼，两头不是人。
可这也是机会。天大的机会。
一百五十万两贷款，过我的手，我抽水一成，就是十五万两。这十五万两，袁大人默许我留下。为啥？因为“被革命党拿走“的那部分，需要我来填补窟窿。我填得越多，戏越真。
但这十五万两我不敢全留，得分。分给英国人五万，让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分给日本人三万，让他们别捣乱；分给漕帮两万，让他们备好“劫匪“；剩下的五万，我得藏好，藏到谁也找不着的地方。
藏哪儿？我想到了个绝妙的去处——天津英租界的公墓。
那儿埋的都是洋人，管理严，中国人进不去。但管理公墓的洋教士，是个赌鬼，欠我一屁股债。我帮他还了债，换来一块墓地，名义上给我“早夭的儿子“用。我把五万两银票换成英镑，装进铅盒，埋在墓碑底下。
这是第一桶金，我的后路。
更大的机会，来自史密斯。英国人贷款给我，不是信得过我，是想在天津插钉子。他们想修铁路，想开矿，想控制北洋的财政。可清廷不让，袁大人也不让。于是史密斯找到我：“林，你帮我个忙，说服袁大人，让英国资本进入北洋新军的供应链。事成之后，我给你这个数。“
他伸出三根手指。
“三万？“
“三百万，英镑。“
我心脏停跳了半拍。三百万英镑，就是三千万两银子！这要是到手，我林三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都花不完！
可我也知道，这三百万英镑，是买我命的。拿了，我就成了英国人的狗，袁大人第一个宰我。
我得找个两全的法子。
于是我设了个局。我跟袁大人说，英国人愿意出三百万英镑，买北洋新军的军火采购权。袁大人听完，眼睛都绿了。他派我去跟英国人谈，条件是：钱要分他七成，我得两成，英国人得一成。
史密斯不干，说三成是他们的底线。我跟他说，三成可以，但得换个名义——不是军火采购，是“工业投资“。投资北洋的兵工厂，英国人出技术、出资金，占三成股份。这样面子上好看，清廷那边也说得过去。
史密斯同意了。袁大人也同意了。
这笔买卖谈成，我中间抽水二成，六十万英镑。我把这六十万，分成三份：一份二十万，换成黄金，埋进公墓；一份二十万，存入英国银行，用假名；还有二十万，我用来买了艘小火轮，挂在三记贸易行名下，跑天津到上海的航线。
这是第二条后路——有了船，就有了腿。哪天天津待不住了，我上船就跑。
最大的机会，来自革命党。
黄宗羲派人联系我，说武昌那边要起义，缺钱，缺枪，缺人。让我想办法，从袁大人的军饷里扣出一笔，支援革命。事成之后，给我“临时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头衔。
这头衔听着唬人，可我知道，革命党说话不算数。今天当了部长，明天可能就掉了脑袋。但这是个机会——我可以借革命党的手，再捞一笔。
我跟黄宗羲说，钱可以筹，但得按规矩。我这边出五十万两，算是“爱国商人”的捐赠。但这五十万，我得从英国人那笔贷款里扣。扣得太多，袁大人会怀疑。所以，你那边得配合，在天津搞几次“爆炸”，炸几个空仓库，炸几段没人的铁路，然后我报损，把钱套出来。
黄宗羲同意了。
于是1911年夏天，天津隔三岔五就响炮仗。今天炸了个米仓，明天炸了个煤栈。袁大人震怒，下令严查，可查来查去，都说是革命党干的。袁大人让我报损，我报上去八十万两——五十万给革命党，三十万进自己腰包。
这是第三条后路——跟革命党绑在一起。他们赢了，我是功臣；他们输了，我早跑得没影。
可最大的机会，还是来自沈雪卿。
她搬来德顺里十七号后，没找我麻烦，反而天天给我送汤送水，像个贤惠的邻居。但我知道，她在等我犯错。所以我不犯错，至少不让她抓到错。
1911年八月，她请我吃饭，说庆祝我“生意兴隆”。酒过三巡，她掏出一个信封：“林三，想不想赚笔大的？“
“多大？“
“一百万两。“
我眼睛直了。一百万两，可不是小数目。
“日本人要建棉纺厂，想入股三记贸易行。你出码头，他们出技术，占四成股份。年底分红，不少于一百万。“
这是日本人的渗透。我要是答应了，就是汉奸；不答应，就是不给面子。不给面子，川岛芳子能让我“意外死亡“。
我得找个两全的法子。
我跟她说：“行，但要换个玩法。我不出码头，我出工人。天津的码头工人，全是我的。他们技术好，工钱低。日本人出设备，占三成股份，我出工人，占七成。这样，你是技术入股，我是人力入股，谁也不吃亏。“
她盯着我看了半天，笑了：“林三，你长大了。“
她同意了。可我知道，她没安好心。日本人的设备，都是淘汰货，值不了几个钱。他们要的，是借我的码头，往中国销鸦片。那些设备，只是个幌子。
但我不管。我签了合同，拿了日本人五十万两的“设备款“，然后把设备转手卖给英国人，净赚三十万。至于鸦片，我让癞头胡子的漕帮去查，查到了就“销毁“，查不到就“放行“。反正我两头吃，吃肥了自己。
这两年的机会，像雨点一样砸过来。我撑着一把伞，伞面是袁大人的权势，伞骨是英国人的枪炮，伞柄是日本人的钱，伞尖是革命党的血。我躲在伞底下，拼命接雨水，接住了就是自己的，接不住就淋成落汤鸡。
伞外头，还有个人，一直看着我——沈雪卿。她不打伞，就站在雨里，笑着看我。那笑容在说：林三，你撑不了多久。
————
1911年九月，我接到袁大人的密令：武昌那边风声紧，革命党要闹事，让我把账上的钱，全换成黄金，准备“应变“。
我一听就明白，袁大人要跑了。清廷快完了，他想带着钱去河南，回他的老巢。可账上的钱，大部分是我的抽水，我的后路。他要是全拿走，我这两年的努力，全打水漂。
我得想办法留一手。
可怎么留？袁大人派了他的贴身副官，姓李，天天跟着我，说是“保护“，其实是监视。我每取一笔款，他都要过目；我每存一笔黄金，他都要秤重。
李副官是个老油条，油盐不进，钱色不收，就听袁大人的。我对他，一点办法没有。
更大的阻碍来自沈雪卿。她搬来十七号后，没闲着，天天办舞会，请天津的名流。请了袁大人，请了英国领事，还请了我。舞会上，她有意无意地透露：“林三爷真是青年才俊，两年功夫，把三记贸易行做得风生水起。听说账上流水，过百万两了？“
这话一出，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我。袁大人脸色不好看，英国领事眼神闪烁，日本商会的会长直接找我要入股。
我成了众矢之的。沈雪卿这招，叫“捧杀“。把我捧得越高，摔得越重。
最大的阻碍，来自英国人史密斯。
他发现了我在账目上做手脚。英国人精明，表面上大大咧咧，实际上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他找到我：“林，你贪污了三万两千五百英镑。“
我后背发凉，但嘴硬：“史密斯先生，这话可不能乱说。账目是公开的，你可以查。“
“我查了，“他递给我一份清单，“你在码头建设费里，虚报了材料款；在工人工资里，多报了人头；在关税里，少报了进口量。这三项加起来，正好三万两千五百英镑。“
他强调：“这是犯罪，在英国，要上绞刑架。“
我慌了。袁大人不管我贪污，因为他也贪；沈雪卿不管我贪污，因为她想抓我把柄；可英国人管，他们要的是清白的名声，不能让人说他们行贿。
“你想怎么样？“
“还钱，“他说，“三天内，还钱，我既往不咎。不还，我上报英国领事馆，取消你的贸易资格，冻结所有资产。“
三天，三万两千五百英镑，就是三十多万两银子。我上哪儿弄去？
我手头的钱，都换成黄金埋在公墓了，都存进英国银行了，都买船了。我能动的，只有那三十万两本金。可动了本金，袁大人会杀我，革命党会杀我，黑龙会也会杀我。
我陷入了死局。
更糟的是，李副官知道了这事。他报告给袁大人，袁大人大发雷霆：“林三，我信任你，你敢给我捅娄子？“
他派李副官来查封我的贸易行，要我把所有账目交出来，所有资产充公。
我急了，跟李副官说：“李爷，您高抬贵手。三天内，我一定还钱。“
“你拿什么还？“他冷笑，“拿你埋在公墓的黄金，还是你存在英国银行的钱？“
我愣住了。他怎么知道？
“袁大人什么都知道，“李副官说，“你以为你聪明，其实你是猴子。猴子怎么翻，都翻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他带走了账本，带走了船契，带走了所有我能动的资产。临走前，他说：“林三，你完了。“
我瘫在椅子上，半天没缓过神。
我完了？我两年的努力，三年的挣扎，四条后路，就这么完了？
不，没完。我还有最后一条路。
我冲出去，直奔英租界的公墓。我要把黄金挖出来，换成钱，还给史密斯。只要还了钱，英国人就不会追究。只要英国人放过我，袁大人那边就能交代。
可到了公墓，我傻了。
墓碑被掀了，坑被挖了，铅盒不见了。
旁边站着个人，冲我笑：“林三爷，找这个？“
他手里，举着我的铅盒。
举着铅盒的人，是老何。
他身穿着西装，头发梳得锃亮，像个归国华侨。他把铅盒抛了抛：“林三，咱们又见面了。“
“你……你怎么……“
“我怎么在这儿？“他笑，“因为这公墓，是我管的。你以为你买通了教士，其实那教士是我的人。“
他打开铅盒，里面不是黄金，是石头。
“黄金呢？“
“在袁大人府上，“他说，“你埋的当天晚上，我就挖出来，送给他了。他夸你懂事，知道主动上交。“
我眼前一黑，差点昏过去。原来我自以为聪明的所有后路，都是人家眼皮底下的戏。
“那你现在……“
“我现在，是袁大人的财政顾问，“他坐下，点燃一根雪茄，“专门负责，看着你。“
他吐了口烟圈：“林三，你这两年，干得不错。但太贪了。贪到袁大人不放心了。“
“我没贪……“
“没贪？“他打断我，“那三万两千五百英镑，你敢说没揣进自己腰包？“
“那……那是抽水……“
“抽水可以，“他冷笑，“但抽得太狠，就不行了。袁大人养你，是让你当狗，不是让你当狼。狼是要吃人的，狗只能吃屎。“
他站起来，拍拍我肩膀：“三天后，史密斯会来收账。你拿不出钱，就会被捕。袁大人不会救你，因为你没用了。沈雪卿也不会救你，因为她要你的钱。黄宗羲更不会救你，因为革命党要牺牲你，挑起中英矛盾。“
“那你呢？“
“我？“他笑，“我是来送你上路的。“
他说着，掏出一把枪，对准我。
我闭上眼。这回是真完了。
可枪没响。
我睁开眼，看见沈雪卿站在老何身后，手里也举着枪，对准老何的后脑勺。
“何先生，“她笑，“戏演过头了。“
老何脸色一变，没回头：“川岛小姐，您这是……“
“袁大人让你来杀他，可没让你贪墨黄金，“沈雪卿说，“那二十万英镑，你私吞了十五万，以为我不知道？“
老何的枪垂下了。
“袁大人什么都知道，“沈雪卿继续说，“他让我来，不是杀林三，是杀你。你吃里扒外，该死。“
砰！
枪响了，老何倒在地上，脑浆溅了我一脸。
沈雪卿收了枪，走过来，用丝巾给我擦脸：“林三，别怕。你死了，谁来给我管钱？“
“你……“
“我什么？“她笑，“我从没想过杀你。我要杀的，是这些吃里扒外的东西。老何是，陈掌柜是，癞头胡子也是。只有你，林三，你贪，但你贪在明处，贪得规矩。“
她把铅盒塞回我怀里：“黄金在里头，我换回来了。袁大人那边，我替你说了话。史密斯的钱，我替你还了。你欠我的，不是钱，是命。“
她转身要走，我喊住她：“为什么？“
她回头，第一次没笑，眼神里有些说不清的东西：“因为你是唯一一个，没把我当日本人的人。你把我当对手，当敌人，当女人，唯独没把我当间谍。这很难得。“
她走了，留下我一人在墓地里，抱着铅盒，浑身是血。
我打开盒子，黄金在月光下发光，也发冷。
更意外的还在后头。
第二天，史密斯来找我，不是要钱，是道歉。
“林先生，误会了。账目我重新查过，你没贪污。那三万两千五百英镑，是会计算错了。“他递给我一份新合同，“这是补偿，英国领事馆决定，再贷给你五十万英镑，年息三厘。“
我懵了。这转变也太快了。
后来我才知道，是沈雪卿动了手脚。她让黑龙会的人，“提醒“了一下史密斯：林三爷是日本侨民的朋友，动他就是动日本商界。
日本人，英国人，袁大人，沈雪卿，全在保我。
我林三，什么时候这么重要了？
更大的意外，来自黄宗羲。
他托人给我带信，说武昌起义在即，让我准备一百万两，支援革命。信的最后，写了句话：“两年期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这是密语，兑银票的密语。
两年，我等了两年，终于等到这句话。
可我不敢兑。我怕一兑，就成了革命党的提款机，成了清廷的通缉犯，成了袁大人的弃子。
我得再等，等到局势明朗，等到我知道该站哪边。
————
1911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党占领了武昌城，湖广总督跑路了。消息传到天津，袁大人摔了三个茶杯，然后哈哈大笑。
“林三，“他把我叫去，“你准备的钱呢？“
“准备好了，“我说，“一百万两，黄金二十箱，随时能运。“
“不用运了，“他一摆手，“给我换成银元，发给新军。我要带兵南下，镇压革命党。“
我一愣。镇压？那黄宗羲那边……
“怎么，“他盯着我，“舍不得？“
“不是舍不得，“我赶紧说，“是怕钱不够。“
“不够再印，“他冷笑，“清廷给了我便宜行事的权力，我就能印钞票。你三记贸易行，就是印钞局。“
我这才明白，袁大人要的不是钱，是印钱的机器。我这两年的努力，全是在给他搭台子。
更狠的是，黄宗羲那边也来信了，说让我把钱留着，别给袁大人。他们革命党，要在北京举事，策应武昌。到时候，让我开城门，迎义师，封我为“财政总长“。
我成了香饽饽，谁都想咬我一口。
可最大的反转，来自沈雪卿。
起义第三天，她请我喝酒，酒过三巡，她说：“林三，你得选边了。“
“选哪边？“
“不选袁，不选革命党，选日本人。“她递给我一份文件，“这是黑龙会的合作协议。你出资三百万两，我们出兵，帮你占据天津，成立自治政府。你当市长，我当顾问。“
我手抖得拿不住文件。这是要让我当汉奸！
“别急，“她按住我的手，“看清楚了，这是'中日合办'，不是卖国。天津还是中国的，只是请日本朋友来帮忙管理。就像英国人管租界，法国人管教堂。“
“袁大人不会答应……“
“袁大人马上就不是袁大人了，“她冷笑，“清廷要倒台，他得找新主子。你不先找，就被别人找了。“
我把文件推开：“我不干。“
她没强迫，只是收回去，说了句：“你会干的。“
更可怕的，是关于那件血衣。
我一直以为，血衣是黄羲之的，是革命党的圣物。可那天我找了个洋大夫验血，大夫说：“这血，是狗血，不是人血。“
我懵了。狗血？黄羲之怎么会穿件狗血浸透的衣服？
大夫又说：“但这衣服夹层里，有东西。“
我拆开，里头掉出一张胶卷。胶卷上，是密密麻麻的照片，全是账本。不是一般的账，是清廷户部的暗账，记录着庚子赔款每一分的去向——多少进了王爷府，多少入了洋行，多少买了枪炮，多少养了姨太太。
这是比命还值钱的东西。
黄羲之死前，把清廷的黑料缝在衣服里，给了我。他知道，这东西能保命。
果然，反转来了。
我拿着胶卷，去找袁大人：“袁大人，这是我从革命党手里弄来的，清廷的暗账。您要是拿这个去要挟摄政王，大清的江山，就是您的了。“
袁世凯看完，眼睛都直了。他拍着大腿：“林三，你立了大功！“
他当场赏我十万两，还升我为“财政次长“，管整个直隶的钱袋子。
可我知道，这不是赏，是套。他把我和清廷的矛盾，变成了我和革命党的矛盾。革命党要知道我出卖他们，会杀我全家。
更大的反转，还在后头。
胶卷洗出来后，我发现最后一张照片，是沈雪卿。她穿着和服，站在日本领事馆门口，和一个穿军装的男人握手。照片背面，有字：“黑龙会特派员，川岛芳子，摄于宣统二年。“
她不是沈雪卿，也不是川岛芳子。她就是个中国人，被日本人训练出来的间谍。她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组织，叫“兴亚院“，专门策反中国人。
她接近我，不是为了钱，是为了那件血衣，为了胶卷里的清廷暗账。
现在，东西在我手里，她算是失败了。
可失败的人，往往最危险。
————
我得反击。再不反击，就得被人当饺子馅儿包了。
我的反击分三步。
第一步，公开身份。我找了天津《大公报》的记者，把我这两年的“爱国事迹“全抖落出去：怎么帮袁大人筹饷，怎么帮英国人修码头，怎么帮革命党藏钱，怎么帮日本人“合办“工厂。当然，话得反着说——我是忍辱负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是为了保全天津的百姓，才跟各方周旋。
稿子登出来，标题叫《孤胆英雄林三爷》。一夜之间，我成了名人。袁大人不敢动我，动我就是“迫害忠臣“；英国人不敢动我，动我就是“辜负朋友“；日本人不敢动我，动我就是“破坏中日亲善“；革命党更不敢动我，动我就是“杀害同志“。
我把自己，从黑钱庄老板，洗成了民族英雄。
第二步，分化瓦解。我让癞头胡子带着漕帮兄弟，在天津城里四处“散布消息“——说林三爷手里有清廷的暗账，谁动他，谁就得身败名裂。这消息一传，那些想吃我的，都得掂量掂量。
我还让史密斯在英国领事馆门口“散布“，说林三爷是英国的好朋友，动他就是动大英帝国的利益。英国人一表态，日本人就得收敛。
至于革命党，我让黄宗羲公开给我写信，信里叫我“同志“，说我是“革命财政的守护神“。这封信，我让报馆全文刊登，让全天下都知道，我林三是革命党的人。
这样一来，谁动我，就是跟四家作对。四家互相牵制，我反而安全了。
第三步，釜底抽薪。我把那三百万两银子，全换成了英镑，存入英国银行，用假名字，开三十个账户。每个账户存十万，分散风险。然后我把存单复印了三十份，分别寄给袁大人、沈雪卿、黄宗羲、史密斯，还有各国领事馆。
信上写：“我今儿个要是死了，这三百万两，就全捐给红十字会，修医院，建学校。谁也别想得到。“
这是核威慑。我活，钱是我的；我死，钱全捐。谁想要钱，就得保我的命。
这招见效极快。袁大人派李副官（新换的，老何死了）来，说：“林爷，您这是何苦？大人对您信任着呢。“
史密斯也来信，说贷款利息可以再谈，不必着急还。
黄宗羲更是亲自来天津，握着我的手说：“同志，辛苦了。“
只有沈雪卿没动静。她照旧住十七号，照旧办舞会，照旧冲我笑。但我知道，她在等，等一个能一举弄死我的机会。
我不给她机会。我搬出了德顺里，住进了英租界的公馆。门口雇了八个印度巡捕，屋里养了十条大狼狗，出门坐汽车，前后都有保镖。
我把自己，变成了铜墙铁壁。
可铜墙铁壁也有缝。最大的缝，是我娘。
我派人去烂泥巷接她，打算送她去乡下避风头。可派去的人回来说，老太太不见了，屋里只有一滩血。
我当场就疯了。沈雪卿，你敢动我娘！
我带着人冲到十七号，踹开门，看见沈雪卿正给一盆花浇水。
“我娘呢？“
“在乡下，“她淡淡说，“我送走的。袁大人要杀她，我拦下了。现在她安全了，但你也别想再见她。“
她浇完水，擦擦手：“林三，你斗不过我。我送你娘，是告诉你，你的软肋在我手里。你乖乖听话，她活。你不听话，她死。你好好想想，是钱重要，还是娘重要。“
我捏紧了拳头，想揍她。可我知道，揍了她，我娘真就死了。
更大的反击，还在后面。
我找到了黄宗羲，跟他说：“你帮我个忙，杀沈雪卿。“
他摇头：“她有用，不能杀。“
“那她杀我娘，你管不管？“
“管，“他说，“但不是现在。武昌起义在即，我们需要她传递假消息给日本人。“
我懂了。我娘成了革命党和日本人博弈的筹码，我的反击，在“大局“面前，屁都不是。
那我得更狠。
————
1911年十月，武昌起义成功，清廷震怒。袁大人奉命南下镇压，带走了北洋新军的主力。天津，空了。
沈雪卿动了。她联合黑龙会，准备在袁大人走后，发动“天津事变“，占据港口，切断北洋的后路。
她来找我：“林三，最后一次机会，跟我干，你当天津王。不跟我干，今夜你就得死。“
我笑了：“川岛小姐，你太急了。“
“什么意思？“
“袁大人走之前，把天津的防务，交给我了。“我掏出一份手令，“这是他的手谕，让我代管直隶财政，兼天津镇守使。“
她脸色变了：“不可能！“
“可能不可能，你问问你手下人就知道了。“我说着，拍拍手，门外冲进来一队士兵，全是袁大人的亲信，领头的是李副官。
“沈小姐，“李副官说，“您的黑龙会朋友，都被我们抓了。就在刚才，码头、车站、电报局，全在我们手里。“
沈雪卿瘫在椅子上，瞪着我：“你……你早就知道？“
“知道，“我说，“从你搬来十七号那天，我就知道。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眼里。你派去乡下杀我娘的人，被我截住了。你送去日本领事馆的情报，我改过了。你准备的炸药，我换成面粉了。“
我走近她，贴着她耳朵说：“你以为你是猎人，其实你是猎物。猎你的，不是我，是袁大人。他故意放你走，故意让你以为天津空了，故意让你发动事变，好把黑龙会在华北的势力，一网打尽。“
她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林三，你赢了。“
“我没赢，“我说，“我只是活下来了。“
我挥挥手，李副官把她带走了。门外传来枪声，一声，两声，三声。
她死了。
我走出公馆，天亮了。天津的晨雾散开了，街面上人来人往，谁也不知道，昨夜死了个日本间谍，也不知道，我这个“三爷“，刚刚决定要跟谁。
我抬头看天，宣统三年的秋天，天高云淡。
我二十七岁，有了三百万两银子，有了天津的码头，有了袁大人的信任，有了英国人的支持，有了革命党的“同志“身份，也有了日本人的尸体。
可我娘，还在乡下，不知道生死。我林三这个名字，也早就被我烧了。现在活着的，是天津的三爷，一个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怪物。
我回到书房，拿出那件血衣，剪开，取出胶卷，扔进火盆。
火苗舔着胶片，发出刺鼻的味道。我看着我爹、我娘、我哥、我弟的脸，在火里扭曲，变形，最后化成灰。
我哭了。哭完了，擦干泪，冲外面喊：“备车，去码头。“
码头上有艘船，小火轮，我两年前买的。船名“天顺“，是我给起的。
我上了船，让船长开船，去上海。船离开天津港的时候，我回头看，岸上站着个人，穿长衫，戴礼帽，是黄宗羲。
他冲我挥手，嘴里说什么我听不清，但看口型，是两个字：“保重。“
船开远了，我拿出最后一张银票，是当年黄羲之给我的第一张，五千两。我把它撕了，扔进海里。
纸片在海面上飘，像白色的鸟。
我林三，终于自由了。
可自由这东西，比钱还重，比命还贵。
我扛着它，扛了一辈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