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七十四：第7章 歧路

研发部的“打杂”生涯，磕磕绊绊，竟也过了两年。其间冷暖，唯有自知。那摔碎的模块，如同一个烙印，并未随时间淡去，反倒深深烙在了我与他人的关系之中。我依旧是“阿渡”，一个沉默的、可靠的、却又始终隔着一层的影子。技术上的长进是有的，靠着那点偷师来的本事与夜里的苦功，一些简单的电路设计，我已能看出些门道，甚至能私下里腹诽几句某些“工程师”那华而不实的方案了。然而，这长进于我实际的境遇，却无甚裨益。加薪是无望的，转正更是渺茫，那层由文凭与身份织就的无形壁垒，似乎比白石洲那湿漉漉的墙壁还要厚实。

赵管事偶尔会找我谈谈话，内容无非是“好好干，机会总有”，或是“年轻人要沉住气”之类的空话。那话语飘在空气中，轻飘飘的，落不到实处，倒像这南国梅雨时节里，晾不干的衣物上散发出的，一股子暧昧的霉味。我听着，面上是恭顺的，心里却渐渐明了，这条路，或许走到头了。我这块“材料”，在这个地方，大约只能磨成这般形状了，再想精进，便是非分之想。

恰在这时，风潮似乎有些变动。厂里的订单，不似往年那般如雪片飞来了。茶水间里，开始流传一些隐约的传闻，说是上头要“优化结构”，要“降低成本”。空气里仿佛绷紧了一根看不见的弦，人人脸上都带着些惶惑与猜测。连研发部里那些平日高谈阔论的工程师们，声音也不自觉地低了几分。

终于，那根弦还是断了。一纸通知下来，研发部要精简人员，尤其要清理一批“辅助岗位”。我，自然是首当其冲。

离开的那天，倒是个难得的晴天。阳光明晃晃地照下来，将厂区那铁灰色的外墙，晒得有些发烫。我收拾我那点可怜的私物，无非是几本笔记，一支用了许久的烙铁。没有告别，也没有人多看一眼。我抱着那个小纸箱，走出研发部那扇我曾视为“圣地”的玻璃门，竟有一种奇异的轻松。仿佛一个被判了无期的囚徒，忽然得了大赦，虽前途茫茫，但至少，那令人窒息的牢笼，是离开了。

我又回到了白石洲的“棺材”里。只是此番回来，心境与初来时大不相同。不再是那个懵懂惶恐的周小四，也非那个怀揣虚幻希望的周南渡。我像一块被用过又丢弃的抹布，沾满了污渍，却也浸透了这城市的各种气味。积蓄是还有一些的，但坐吃山空，终究不是办法。

我开始在深圳关外那些更庞大、更纷乱的工业区里游荡。人才市场是再不想去的了，那牲口集市般的光景，回想起来都令人作呕。我靠着往日里结识的一些三教九流的朋友，打听些零散的活计。给黑作坊画过电路板，替山寨厂调试过音响设备，甚至还在一个老乡开的小维修铺里，帮着修过一阵子电视机、收音机。活儿是杂的，钱是时有时无的，日子是颠簸的。但奇怪的是，在这颠簸与不安定中，我那点自学的技艺，反倒像野草般，在石缝里挣扎着，生出些顽强的韧性来。

我见识了这城市光鲜表皮下的另一副面孔。在那些散发着浓烈塑料气味的、无证的小工厂里，工人们像蚂蚁一样忙碌，生产着贴上各种名牌标签的“山寨”货；在那些拥挤逼仄的出租屋里，挤满了与我一般、怀揣梦想或是仅仅为了糊口而来的异乡人；在那些烟雾缭绕的大排档，我听着形形色色的人，吹嘘着他们的“项目”，他们的“关系”，他们的“成功”，那话语里的水分，比端上来的例汤还要多。

我渐渐学会了一种冷眼旁观的本事。看那些小老板们如何用最低的成本，榨取最大的利润；看那些所谓的“技术达人”，如何将别人的设计改头换面，便宣称是自己的“创新”；看那些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如何怀着与我当年一般的热情，又如何迅速地被这现实磨去棱角，变得或麻木，或油滑。

这期间，我也曾动过回老家的念头。但那只是一种闪念，像黑暗中划过的火柴，亮一下，便熄了。回去做什么呢？那桂岭的山，那小镇的街，于我，已是隔了一层厚厚的、名为“深圳”的毛玻璃，看得见，却回不去了。我已然是这都市洪流里的一滴油，再也融不进那乡土的水了。

我便在这歧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像一只失去了巢穴的鸟，不知该飞往何方，只能凭着本能，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寻找下一处或许可以暂时栖息的枝桠。前途是黑的，但身后，似乎也无退路。这滋味，颇有些像小时候看镇上那走钢丝的艺人，摇摇晃晃，底下是空荡荡的，只能盯着前方那一个渺茫的点，不敢左顾，亦不敢右盼。

只是那走钢丝的，脚下终究还有一根实实在在的钢丝。而我脚下的，又是什么呢？是那点微不足道的技艺？是那不肯彻底熄灭的心火？还是这时代抛给无数如我一般的“周南渡”们的一条，看似充满可能、实则步步惊心的，悬空之途？

我不知道。我只能继续往前走。在这歧路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