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弭在时光中的奥地利：第2章 第一章 到底什么是奥地利？——关于奥地利身份认同问题

正文开始之前先跟各位看官道个歉，无他只是因为欧洲的历史可能因为那复杂且重复的人名，音译且让人没有概念的地名，来回拉扯的情节会引起部分看官的生理上的不适类似于眩晕，呕吐等，甚至有时会出现暴力冲动，这都是正常现象。这种情况一般都可以随着阅读的继续而自行调节适应，但如继续阅读出现了这些症状加剧情况，请务必立即停止阅读行为。ok，让我们开始正文：

时至今日奥地利共和国的边界已被精确界定，国际法上存在一个轮廓清晰的国家民族，而且在奥地利国内大多数公民也已认同“奥地利民族“。但仍有约四分之一的相当一部分少数群体对这种身份认同感到不确定，这一事实就表明定义奥地利及其身份认同并非如此简单。

二战之前，奥地利民众的身份认同探索仅有初步迹象。这个阿尔卑斯共和国的居民认为自己是德意志人——尽管有时自视为“更好的德意志人“。只有政治上完全无足轻重的共产党人，根据斯大林关于历史在民族形成中作用的论断，较早地主张存在一个“奥地利民族“。而对照德意志民族主义被纳粹国家吸纳，奥地利法西斯主义也打出了独立的牌。直到1938年实际合并后，大多数奥地利人的思想才开始转变，独立自主的认同逐渐取代了对于这个小国无法生存的恐惧（恐惧已经变成现实）。到1945年之后，在第二共和国时期，这种独立性和身份认同的理念得到了发展和政府的推广。在奥地利加入欧盟时，必须要克服对这种身份认同丧失而带来的担忧，尽管这些担忧有时表现得相当奇特（例如用“Erdäpfelsalat“取代“Kartoffelsalat“来指代土豆沙拉）即奥地利使用的德语要区别于德国人使用的德语。

在历史书籍中我们会发现关于“奥地利历史“这一概念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一方面，过去和现在都有人将奥地利理解为当今国家的领土，并讲述这个国家的过去。另一种可能则是将奥地利历史与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历史画上等号，并用哈布斯堡权力行使的边界来描述“奥地利“。从这个意义上说，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以及直到1918年仍与奥地利相连的斯拉夫语、罗曼语和马扎尔语地区，都要被纳入“奥地利历史“的范围。

各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是找不到的，但近来的发展趋势似乎正朝着一个同心圆的体系——或者借用摄影术语来说——“变焦“的方向发展。这意味着对于近代史，奥地利历史学家们的兴趣中心虽然是多瑙河君主国的德语区，但同时也会相应考虑曾与哈布斯堡家族相连的各国的发展，尤其是当这些发展影响到经济、政治和文化氛围时。历史不再仅仅从现代国家性的角度，但也不再仅仅从人物史（或王朝史）的角度来看待，同时“奥地利民族主义“在今天也保持在限度之内。此外，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基于语言和文化的民族概念——按照这个概念，大多数奥地利人本应自视为德意志人——是19世纪的建构。在此之前也存在其他与建国神话相关的民族身份认同形式，并且在当前和未来，民族身份认同也会不断地被重新建构。

当今的奥地利共和国这84，000平方公里土地由不同部分组成，而多瑙河谷可以被视为国家形成的核心区域。这里不仅在巴本堡王朝统治时期首次出现了得名于此的称谓“Ostarrichi“（东部边区），而且这里也形成了一个从政治角度看具有扩张性的中心，几个世纪以来其他地区围绕它聚集，它始终未失去首要地位。巴本堡、哈布斯堡及共和国领土的首都维也纳位于此区域并非偶然。从最广义上说，如今的上奥地利州也属于奥地利诸邦的这一核心部分，尽管有些地区，如因菲尔特尔成为该国的一部分非常晚（1779年）。

直到12世纪末，施蒂利亚州（该州直到1918年还包括一个更大的、位于南部的斯洛文尼亚语地区）在特劳恩高家族王朝统治下经历了独立发展。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分割中，施蒂利亚州始终扮演重要角色，该邦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其首府格拉茨数十年间一直是哈布斯堡家族的次要行宫之一。

克恩顿州和蒂罗尔州直到14世纪巴本堡家族绝嗣后，才加入这个将构成奥地利的邦国复合体。中世纪早期如此重要且地域辽阔的卡兰塔尼亚，不仅因施蒂利亚州的独立而缩小，也因政治环境丧失了其在阿尔卑斯地区的优势地位。克恩顿州的城市（无论是克拉根福还是更古老的中心圣法伊特）再也没有成为行宫及跨区域的重要邦国中心。

蒂罗尔地区的发展则截然不同，从历史上看，它比今天的联邦州要大得多。直到1918年，它还包括德语区和罗曼语区的南蒂罗尔，即今天的意大利特伦蒂诺-上阿迪杰自治省。直到19世纪初，这些地区部分一直处于一种显著的特殊法律地位。虽然代表统治阶层——该邦内拥有土地的贵族和神职人员——出席了蒂罗尔邦议会，即他们是蒂罗尔邦等级代表；但另一方面，该地区本身并不隶属于哈布斯堡家族，而是受布里克森/布雷萨诺内和特伦托的主教统治。因此，从历史意义上看，蒂罗尔曾有三个统治期：长期发挥功能的哈布斯堡家族通知中心位于因斯布鲁克（从1396年—1490年以及1564年—1665年），以及到19世纪初一直存在的特伦托和布里克森主教的统治宫廷。

与蒂罗尔部分地区类似，萨尔茨堡也处于一位教会诸侯——萨尔茨堡大主教——的统治之下，本应作为精神领袖的他却在该地区将权力实体化。萨尔茨堡的统治，虽然比蒂罗尔主教的统治稍弱一些，却与奥地利的利益紧密相连，并且与邻近的哈布斯堡领地——上奥地利、克恩顿和施蒂利亚——发展出许多文化共性和相互影响。萨尔茨堡直到拿破仑时期的动荡中才最终作归属于奥地利。

然而，奥地利联邦州中形成历史最复杂的，是其最西部的福拉尔贝格州。早在1363年获得蒂罗尔后不久，哈布斯堡王朝就能在该地区取得最初的零星统治权，但将这些极其分散的领地整合成一个完整的领土，直到19世纪中叶才得以实现。

现今联邦州中的最后一个（维也纳也是到1920年才从下奥地利州分离出来）直到1921年才最终归属奥地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匈牙利西部大部分讲德语的地区（包含克罗地亚和匈牙利少数民族）被割让给奥地利，但对所要求领土的大部分（厄登堡/肖普朗通过公民投票归属匈牙利）的接管，直到1921年宪兵队进驻才实现——当时奥地利没有军队。

从上简略的概述就可以看出，当今奥地利这九个联邦州无论在历史上、语言上（既有巴伐利亚语区，也有阿勒曼尼语的福拉尔贝格州，此外还有一系列语言少数民族）还是文化上，都绝非一个统一的整体。直到中世纪晚期，都不确定可能的“统一”会从哪个地区开始，毕竟根据众多继承条约，其他领土的王朝也有可能延续下来，这本来可能会给该地区的历史带来完全不同的转折。

如果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区域仅限于构成当今奥地利共和国的这九个州，那么奥地利的历史将不过具有地方性意义。正是哈布斯堡王朝扩张性的强权政治，使其领土扩大，更加富有，政治上更加强大并且——通过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也在文化上更加丰富多彩。三个重要语族的成员（他们在19和20世纪的民族主义中也被理解为民族），在几个世纪里与奥地利核心地区建立了紧密联系：斯拉夫人、马扎尔人和罗曼人。

即使最初狭义上形成的奥地利统治区域，也已包含了施蒂利亚和克恩顿的斯洛文尼亚人，以及长期与奥地利相连的克赖因地区的斯拉夫人口。这一比例自16世纪起，随着新领地的获得而持续增加。1526年，不仅通过波希米亚的继承获得了主要居住着西斯拉夫人的土地，同时也开始在匈牙利立足——当时最初真正能获得的只是圣斯蒂芬王冠领地的一部分——这极大地增加了西斯拉夫人（斯洛伐克人）和南斯拉夫人（通过克罗地亚部分）的比例。

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随着获得由波兰人和罗塞尼亚人（=乌克兰人）居住的加利西亚、洛多梅里亚（1772年）和布科维纳（1775年），以及达尔马提亚海岸（1797年，最终于1815年），君主国内的斯拉夫人口显著增长。甚至在19世纪末——当哈布斯堡君主国正与巨大的内部困难作斗争时——仍然能够获得一个斯拉夫人居住的土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自1526年起，马扎尔人构成了哈布斯堡君主国人口的主要部分之一。但在匈牙利王国，又有大量的罗马尼亚人。从18世纪起，哈布斯堡领土甚至扩展到了意大利北部和一度扩展至南部。

尽管至此已提到了君主国政治上最重要的民族，但还必须指出一些数量上较少，但至少在一种情况下文化上不可忽视的少数民族。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贸易中扮演了核心角色；罗姆人和辛提人在我们世纪中的悲惨命运，促使我们反思应如何对待这些常被轻蔑地称为“吉普赛人”的群体。同样以其在第三帝国时期的悲惨命运，但也以其至关重要的精神影响力为特征的，是君主国的犹太人，他们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独特的奥地利文化的贡献怎么形容都不为过。

哈布斯堡君主国语言、宗教和文化的多样性，特别是在现代民族主义（其定义主要基于语言、文化和“种族”——一个19世纪长久存在，如今已可喜地被摒弃的概念）发展以来，成为了一个问题。除王朝、官僚体系和军队之外，这个国家的联结要素主要是象征性的：海顿创作的帝国颂歌，徽章和旗帜，以及“奥地利“菜式也常被列为共同点。恰恰是饮食的例子展现了这些超越国界的影响和联系。源自米兰的维也纳炸肉排、配以酸菜和波希米亚饺子的“德意志式“烤猪肉，还有来自这个北方邻国以及君主国其他地区（如从名称就可知源自罗马尼亚的煎饼 Palatschinken）的面食，以及匈牙利红烩牛肉 Gulyás（在匈牙利当地更常被称为 Pörkölt），都是这些人们一再强调的所谓共同点的例证。常常看来，近年来在政治上也被多次提及的“中欧“概念，其内涵似乎主要就在于其饮食。无论如何，在一个国家内各民族共同生活的政治实践并不成功——尽管后世有诸多理想化的描绘，但从君主国最终瓦解的发展中可以清楚地读出这一点。

1918年后，人们面临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多民族国家的解体导致了中欧的重组，其核心理念似乎是民族国家和民族自决权。然而，君主国的各个民族后继国家本身也并非单一民族国家，而且民族自决权至少在奥地利的情况下并未生效。1918年11月12日宣布成立的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并非一个独立国家实体的建立。德意志-奥地利本应是德国的一部分——这个寻求合并意图被协约国在巴黎和约中禁止了。因此，这个“违背意愿的国家“最初也没有发展出自身的身份认同，而是将自己视为德国的一部分。在第一共和国时期，凡是持“民族主义“立场的人，都是“泛德意志主义者“，而非奥地利主义者，他们强烈拒绝承认自己所生活的这个国家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许多人的态度是“帝国倾向的“，正如当时所称。他们信仰伟大的帝国——正如神圣罗马帝国（它不恰当地自称“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帝国，在某种意义上也包括魏玛共和国所体现的那样。在纳粹夺取政权后，对一些人来说——例如社会民主党的左翼——继续坚持这个想法变得困难，但许多其他人则对那个显然在政治和经济上“成功的“纳粹德国投以赞许的目光。他们看不到或不愿看到这些成功背后的代价——对犹太人的迫害和扩军备战。如果说有身份认同的萌芽存在，那么它们在于强调伟大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在音乐领域。过去的文化成就和“文化使命“可以构成连续性，将这个人们无法认同的、政治上无足轻重的小国与昔日君主国的辉煌连接起来。

直到1934年至1938年的奥地利法西斯主义时期，才在意识形态上对纳粹德国的威胁有所抵御，有些人将其视为奥地利意识的核心。但我们必须始终清楚这个国家的特定条件，当时奥地利被当权者塑造成“更好的德意志国家”，其所谓的优越性应在于天主教信仰、文化优势以及“奥地利人”更友善、更随和的性格。其中许多刻板印象至今仍在传播，而且不幸的是不仅在一些随意的场合，有时甚至也来自学者，例如1996年的“Ostarrichi”千年命名纪念展，该展览就以天主教信仰作为身份认同的核心建构元素。

1918年后危机时期的特点，同样也适用于1945年后类似的处境，即对文化的极力强调，甚至可以说是逃遁到文化之中。这个小国自视为一个文化大国，尤其是音乐领域的强国。正是这种对音乐的认同，成为了奥地利的一个全球营销的刻板印象。莫扎特和莫扎特巧克力球，施特劳斯和新年的音乐会，兰纳和贝多芬，华尔兹和维也纳爱乐乐团，舒伯特和海顿，马勒和勋伯格——如果人们真的能如此细致多元地思考的话——都曾并将继续与奥地利划上等号。此外还有“女皇”玛丽亚·特蕾莎、巴洛克式的宫殿和修道院（这里又出现了天主教元素！）、弗朗茨·约瑟夫和茜茜公主，或许再加上一点迈尔林往事。身份认同就这样通过对君主制过往的追忆以及文化成就，尤其是音乐成就建构起来。相比之下，自然风光——多瑙河和阿尔卑斯山——文学和科学（至多再加个弗洛伊德）则几乎无足轻重。

1938年，与德国的合并——尽管在政治上与20年前的构想已大相径庭——成为了现实。在这段奥地利不复存在的时期及其之后，一种新的身份意识逐渐形成。1945年后，首要任务是与德国和“德意志人”划清界限。那句常被引用的俏皮话——奥地利人成功地把希特勒说成是德国人，把贝多芬说成是奥地利人——用一句醒目的口号道出了这一点，虽不尽准确却并非全无道理。第一共和国时期作为国庆日庆祝的1918年共和国成立日，因其内含的合并思想，此时已不合时宜。

奥地利作为文化大国的地位再次被强调主要是音乐方面：国家歌剧院和城堡剧院的恢复运营，以及战后不久各地纷纷涌现的音乐节和文化周，都成为了新生的奥地利身份认同的象征。此外还有展现“奥地利人”特定形象的乡土电影，以及后来日益重要的体育。如今，奥地利作为滑雪强国在国家对外形象中所扮演的角色，至少与它作为音乐之国同样重要。对国家的认同和对其独立自主的宣示有所上升，但直到1956年，也仅有49%的人口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仍有46%的人自称为德意志人。

1955年的《国家条约》使奥地利重获自由与独立，以及与之相关的永久中立宣言，对几代人的身份认同找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1989年剧变以来，这一认同要素的重要性已逐渐减弱。

在第二共和国期间，自认为是奥地利人的国民比例有所上升，在80年代的调查中达到最高值，目前则呈下降趋势。自1995年奥地利加入欧洲联盟以来，具有奥地利特色的宣传正日益被欧洲性的宣传所取代。那个好不容易才找到些许自我定位的“奥地利人”，现在似乎又要开始更多地把自己当作欧洲人来感受了。